自首中主动供述同种罪行的认定思维导图

我国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司法解释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根据上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押人犯如实供述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应当“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也就是被告人所犯的前罪与主动供述的后罪，应当属于不同种类，只有供述不同种类的罪行才是自首，否则就不是自首。按照这个规定，司法实践中就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比如，有两个同样本罪均应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盗窃犯，一个如实供述了其他盗窃4万元的罪行，只因为属于同种类犯罪，不能认定自首，只能酌情从轻而不能减轻处罚。而另一个如实供述盗窃4万元的过程中实施暴力的犯罪事实，尽管犯罪情节比盗窃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因为转化抢劫，不属于同种类犯罪，则认定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结果，主动供述的盗窃罪行轻于抢劫，其获得宽大的机会仅仅是“酌情从轻处罚”，而主动供述的抢劫罪行，因认定自首，却有机会减轻处罚。显然，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案件，对如实供述盗窃罪行的罪犯确实不公平。而导致这种不公平的原因，正是司法解释把刑法规定的“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类的罪行”。

首先，刑法规定的在押人犯如实供述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相对于前罪而言的后罪，与前罪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论是否同种类犯罪，前后两罪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两罪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又没有从属关系。一个有非法占有故意的人，第一次犯盗窃罪，第二次可能犯盗窃罪，也可能犯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也可能因畏惧法律而“金盆洗手”不再犯罪。以是否“同种类”为标准，把前后两罪扯在一起或加以区别，缺乏司法上的积极意义。

其次，即使是可以作为连续犯处理的犯罪案件，若连续多次实施的每一次行为都构成犯罪，那么，与多次重复犯同一罪名的罪一样，每一次犯罪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比如在邻近居民新村连续多次盗窃犯罪，审判时有余罪没有发现，服刑期间再主动交代的，该余罪并不是依附于已决之主罪的从罪，而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犯罪。司法实践中设定连续犯的概念，把各次独立的犯罪集合在一起，认定一个罪名，以一罪量刑，类似于数学上的合并同类项，便于计算犯罪数额和量刑等操作，并不表示各个独立的犯罪之间具有从属关系。罪犯主动交代的后罪，即使原来属于连续犯应按一罪处理，因不在同时案发，不具备“同类项合并”的条件，理应独立定罪量刑。

再次，不论是犯罪构成不同的后发之罪，还是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的连续犯的余罪，抑或多次的一罪中的漏罪，由于前后罪之间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都具备独立定罪量刑的资格，在法律上应当同样对待，予以同等的法律评价，以某罪与前罪是否属于相同种类为标准，规定某些罪可以适用自首，某些罪不适用自首，实际上违反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其实，从司法解释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的规定看，最高法院对于把“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排斥在自首之外的不公平后果也有所觉察，不然，就不会在不认定自首的同时，又规定“如实供述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因为即使认定自首，法律规定也只是可以从轻而不是应当从轻。

综上，以前后两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来认定罪犯主动供述后罪的行为性质缺乏逻辑依据。根据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在押罪犯主动供述的罪行，不论与前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具备自首的价值，就属于自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