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的法律适用探索 思维导图

确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是实现刑罚轻缓化的理念前提。传统的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思想是和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在这种错误落后的观念指导下的司法实践，必会形成刑不压罪，刑罚量螺旋式地恶性上升，刑罚投入几近极限而刑罚效益却急剧下降的罪刑结构性对抗局面，而这种对抗将会使刑罚的运行经历基础性危机。因此，必须转换惯行刑罚观念，要“彻底扬弃报应刑观念，张扬刑罚谦抑和刑罚节俭观念，承认刑罚的最后手段性，承认刑罚功能的有限性，根据成本一效益分析选择社会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尽量做到将刑罚的适用和投入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和最低限度内，不滥施刑罚，不浪费刑罚。在刑事司法中，应当对不同侵害性质和危害程度的犯罪实行区别对待，该重的重，该轻的轻；正确理解我国当前“严打”的刑事政策，对“从重从快”这一基本要求，只能针对特定对象范围的严重刑事犯罪，即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指出的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这三类犯罪，“从重”处罚，要在依法的前提下进行，并不背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基本原则下的 “从重”。对于犯罪性质、情节和后果都比较轻微，符合“但书”规定的犯罪（违法行为）则尽量不用刑罚手段予以调整，这样才能达到以最少的刑罚资源投入到最大的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效果。

根据我国刑法刑种的规定，刑种可以基本分为非刑罚化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管制、缓刑等非监禁刑，拘役、三年以下短期自由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自由刑、死缓、死刑等类型。在此框架下，刑罚轻缓化的司法运行操作，在诉讼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相对轻缓化。

1、加大破案效率，扩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效应，打破犯罪人侥幸心理的同时，增强刑事司法人员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意识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证据的同时，也要注重依法收集无罪、罪轻，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证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把工作重点仅一味地倾注于收集有罪和罪重证据，忽视或者不注意、不乐意去收集除自首、立功外的无罪、罪轻等有利于犯罪人的证据。这与重刑主义思想，只注重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并以此考核办案人员业绩而忽视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不无关系。因此，要破除这种观念，就要从上至下地从老观念上转变到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并重，保护合法权益与维护正当权益并重，转向轻缓化思维理念上来，形成符合综合治理要求的合力。

2、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注重鼓励和促使被告人努力退赔、退赃，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尽力减轻或消除危害后果，激励犯罪人及其亲属这方面并履行财产型的互动力，使之符合现行法律轻缓化要求的条件，稳步推进轻缓化进程。

3、加大对坦白交待、自首、立功等刑事政策和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宽大惩治力度，鼓励罪犯真诚悔罪，坚定其洗心革面决心，瓦解犯罪人内部互相包藏，增强揭发犯罪，协助追捕的决心，形成依法宽大与揭露犯罪，破获犯罪和罪犯的良性循环的司法效益。

4、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对刑罚的轻刑化价值。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自诉案件当事人只要选择了调解、和解和撤诉任一方式，法律就不再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说明调解在自诉案件中有轻刑化价值和免刑化功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应与其具有同源性。通过调解对被害人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而得到谅解，有利化解矛盾，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护，体现了刑法保护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实现，说明以社会危害性为最基本属性的犯罪主体主观上的悔罪表现。被害人在痛斥罪行，并能感受到被告人的真诚忏悔的同时，物质损失得到了赔偿，精神痛苦能得到抚慰。通过调解机制，在被告人的悔罪与被害人得到抚慰间产生一种互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