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缓期执行的减刑要符合哪些条件思维导图

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从字面上看，其前景应该是执行死刑为常态，不执行死刑为例外；既然是“缓期”，给人的印象是执行死刑只是暂缓而已，除特殊情况，二年后被判处的对象一般将被执行死刑，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据了解，多年来特别是刑诉法修改以来，虽然法院每年判处死缓的案例并不少，但因犯罪分子在二年考验期故意犯罪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实际执行死刑的案件，却廖廖无己。正如一些论者所言——从司法实践看，被判处死缓两年期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得到了减刑。真正抗拒改造被执行死刑是极个别的。我国刑法第５０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上述规定，一个依律当剥夺其生命的罪犯，在判处死刑后，只是由于附带了“缓期”之条件，通常即可以免死，如若此时再把自己知道的他人重大犯罪轻松地检举揭发，或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则刑期一般就只剩下十五至二十年了。试问，弹性如此之大的死缓制度究竟还有几何威慑力可言？毋庸讳言，司法实践中，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在诉讼中正是看中了我国死刑制度雷声大雨点小大的弊端，而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罪行：或千方百计高价聘请知名律师为其辩护，或不遗余力地向被害方给付天价赔偿以求因“悔罪表现较好”被判死缓，或在平时作恶间有意掌握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为自己被绳之以法后得到宽宥的“护身符”。因为犯罪分子很清楚，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自己搭上了死缓这班车，实际上无异于未被判处死刑，随之而来的还有减刑、保外等等更如意的前景。试想，罪恶深重、依法应处以极刑的犯罪分子每每抱有这样的心理动机对待自己的严重罪行，刑罚对罪犯固有的教育改造功能以及罚当其罪产生的社会预防功能又岂能不大打折扣，进而潜移默化地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看到死缓制度积极的一面，即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而忽略了其客观上容易造成将本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人为地升格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造成死刑判决增多的弊端。尽管现实中判处死缓的当事人事后绝少被实际执行死刑，死缓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在业内人士中间传递的一张“看上去很美”的“虎皮”，但法律界以外的人士对此制度的奥妙却往往无意去深究——毕竟你判处的是死刑，是杀头的极刑，至于死缓后究竟有几个人能够实际执行死刑，则很少有人关心（至于西方某些对我国存有偏见的人士，更是以所谓“中国死刑案件多”为口实，乐此不疲地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对于树立我国尊重生命权的国际形象显然十分不利。

实践中，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的案件，常常由于证据不好或托了人情而被判处死缓，死缓事实上成了“下台阶”的处理方式或办成了人情案、关系案。对当事人来讲，“死缓”与死刑相比，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因为实际上死缓只相当于有期徒刑２４年，所以，当事人家属会竭尽全力疏通关系、走门路以求保命。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在高官贪腐案件的处理上，尽管案值特别巨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但极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然，废除死刑、刑罚轻缓化是国际潮流，但同时，不可否认，一个更具有制度性含义的理由就是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这样的判决不属于畸轻畸重，即使检察院实施审判监督，亦很难成功抗诉。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在我国承认死刑的前提下，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还应保留死刑的适用，而死缓的替代适用不利于司法公正价值的真正实现。

死缓制度的运行已陷入困境，在国内，由于死缓制度适用的弹性空间一定程度上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使一些死刑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应有制裁；在国际上，因死缓制度存在而导致的死刑判决增加的事实为国际反华势利恶意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提供了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