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废除死刑思维导图

一、古今中外死刑发展的历史都说明文明越发展，死刑制度就越没落，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死刑制度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在现代文明社会、民主代议制度的共和国占据了主流，国家的阶级统治功能受到了极大削弱，法律的阶级属性已经遂渐弱化，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最终追求，所以死刑做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手段，理所当然地应当退出历史舞台。

三、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社会根源，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要预防和打击犯罪，真正的治本之策有赖于有效的社会综合治理，而不是注重刑罚的轻重。

四、死刑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公众认同，在于死刑通过对犯罪的道义报应满足了人们集体意识中的正义感情。但是，民众的正义感情与报应观念往往变动很快，起伏不定。因此，对于死刑，我们不能只从个人的感觉和义愤出发考虑问题。

众所周知，法律的根本属性是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死刑做为一种最严酷、最彻底的刑罚手段，始终被古今中外的各国统治阶级奉为维护阶级统治的法宝，对危害阶级统治的人施以死刑，从肉体上将他彻底消灭，一方面是成本最小最简单的处置了犯罪人，另一方面是以最恐怖，最严厉的手段恐吓了其它潜在的犯罪人，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古代对农民起义的数千年不间断的血腥屠杀到近代法西斯国家的残暴统治，阶级斗争越激烈，社会矛盾越尖锐，统治阶级就越是要挥起屠刀，用严刑酷法来维护统治，死刑制度也就越盛行，由此可见，死刑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直接手段，这也正是死刑制度的本质。?

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历史已经迈进了二十一世纪，死刑制度赖以生存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人们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武力镇压太过残暴和血腥，于是民主与共和应运而生，不同阶级的人们不仅可以和平相处，也可以团结和协作，在现代社会，民主代议制度下的共和国家已经占据了人类社会的主流，阶级矛盾已不再不可调和，国家的阶级统治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之下，法律的阶级属性已经遂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公平与正义的终极追求，因此，死刑制度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直接手段，理所当然的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人类死刑制度的兴衰史已经一再证明，国家崇尚暴力迷恋死刑的时期往往也是作为国民的罪犯嗜血成性，暴力犯罪横行国民生命安全缺乏有效保障的时期，死刑不是维护国家稳定医治犯罪的灵丹妙药，一个健康、文明进步、理性的社会需要的不是视生命如草芥的死刑文化，而是以尊重人性尊严与生命，价值为基础的致力于教育改善犯罪恢复秩序，有助于社会整合与团结的教育性的司法方式。?

在中国现阶段，在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主义时期，剥削阶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阶级矛盾早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绝大多数的犯罪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国家已经没有必要靠死刑制度来打击阶级敌人，回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死刑制度一直长盛不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才诞生了民主与法治，但是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再加上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过于强调法律的阶级统治功能，遂渐限制并废除死刑的观点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方面近年的司法实践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97年刑法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以及相应的死刑，这应当成为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方向。?

在很多人们的心目中，死刑是最具威慑力的刑罚手段，是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从而最终消灭犯罪的最有效手段，持此种论点的人主张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他们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要实施犯罪，是因为他要追求一种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如果有一种犯罪后的必然结果能够让犯罪人承受远远大于他追求的利益的痛苦的话，犯罪人权衡利弊以后，就会放弃犯罪，刑罚就是为犯罪人设定这样一种痛苦，而死刑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犯罪产生的根源，没有深刻剖析刑罚产生威慑效果的心理机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当然的主观臆断。?

首先，犯罪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它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社会根源，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对犯罪者处以死刑，并不能铲除产生犯罪的土壤，也不能挽回社会的损失，相反，却容易以犯罪者已经伏法的表面现象掩盖其犯罪的社会根源，在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社会对于犯罪应负的责任和过错被犯罪人的死亡所掩饰，犯罪人以生命为代价承担了他自己和社会应当负担的双重责任，这样的死刑是否公正和有益?应当说，犯罪的根源不在于刑罚的轻重，要预防和打击犯罪，真正的治本之策还有赖于有效的社会综合治理。?

其次，犯罪人实施犯罪，特别是一些重大犯罪，主要原因也不是他权衡后认为刑罚不重才选择的结果，死刑是吓不住重罪的。刑罚要对潜在的犯罪人产生威慑效果，有两个重要前提：1、潜在犯罪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2、他确信自己的犯罪行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刑罚处罚;也就是说：只有在潜在的犯罪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被处以死刑，并且他确信自己难逃法网的前提条件下，死刑才能真正的对犯罪产生威慑效果，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是很难同时满足的，即使同时满足了这两个前提，有许多潜在的重大犯罪人由于各种原因是不会被死刑震慑的。?

举例来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教育水平发达，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还有很多少年犯缺乏社会经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比如受害人在受害后邀集亲友杀死流氓强奸罪犯的“为民除害”案件，父兄合谋杀死忤逆之子的“大义灭亲”案件，文盲农妇被人利用运输巨额毒品的案件等等，这些可怜的罪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触犯刑律，或者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严重至于死罪，试问对这样的人，死刑如何对他们产生威慑??

绝大多数的罪犯，是知道自己的行为性质的，但是他们或者过于自信，确定自己的行为不会败露，或者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司法机关的失误，即使败露之后，还可以隐姓埋名，一走了之。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罪犯都会想尽一切方法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是不相信自己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刑罚处罚的，比如许多身居高位的贪污犯，像胡长青、李真之流，他们实施犯罪的时候，不必确信自己的罪行会使自己丧命，只要他们确信必然的结果是丢掉乌纱帽，就足以使他们停止犯罪。但是，他们却肆无忌惮地疯狂敛财，正是因为他们当时位尚权重，自以为自己手眼通天，绝不会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还有一些特殊的犯罪行为是不会被死刑威慑的，比如政治犯人，他们很清楚其行为与死刑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被称为“确信犯”的人，对其政治理想的确信，远远超过了其对死刑的恐惧，还有一些“激情犯”、“情境犯”人，多数是因为感情冲动，丧失理智而在一瞬间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往往是来不及清醒地权衡其行为的严重后果的，还有一些可以被称为是“亡命徒”的犯罪人，这些人是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的。对于以上这几种犯罪，死刑的威慑力显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从古今中外的社会实践中来看，死刑也没有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中国古代崇尚“治乱世用重典”，但历史的基本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乱世是因为严刑峻法而得到天下大治的，相反，刑罚最残酷的时代往往就是最血腥、最动乱的时代，殷商作炮烙之法，秦朝以刑杀为威，隋炀帝专任刑罚，这些朝代都很快就灭亡了，这历史的教训切不可等闲视之。?

在国外，上世纪初就有许多学者对死刑与犯罪发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大量研究，一种是在实行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的比较，一种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发案率进行比较，最终发现废除死刑的国家其发案率并不比保留死刑的国家更高，在废除死刑的国家，其发案率并不因为死刑的废止而突然上升。?我国二十多年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死刑是否能够威慑和遏制犯罪的问题有最强的说服力，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国长期保持“保留死刑，坚持少杀，严禁错杀”的基本刑事政策，80年代以后，为了遏制社会转型期相对恶化的犯罪形势，我国做出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重大决策，持续了十数年的严打运动，1979年刑法中规定，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只有28种，但是，在刑法万能主义、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最高决策部门、立法与司机关迫于犯罪形势严峻的客观压力，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运动式的“严打”斗争，不断地突破既定死刑政策与法律的限制，自79刑法施行至1996年的短短16年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的23个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14个规定了死刑，死刑条文达33个，目前，我国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已达到74种之多，死刑的判决与执行从个别 与例外情况下的选择，演变成了经常性的司法实践，然而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式“严打”换来的不是我们热切希望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而是犯罪量与刑罚量螺旋式地交替上升，刑罚投入几近极限而严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治安形势日益恶化的现实局面，据官方据计的数据，凶杀、伤害、强奸和严重盗窃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重自1983年开始“严打”以来并未下降，严重刑事犯罪迅速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与1982年刑事立案量相比，在1983年后的8年中(1984-1991)凶杀案平均每年递增30%，强奸案每年递增20%，伤害案每年递增35%，抢劫案每年递增80%，严重盗窃案每年递增3倍。由此可见，大幅度增加死刑并不能遏制震慑犯罪，死刑并不是威慑犯罪、预防犯罪、净化社会的有效手段，死刑只是满足社会化众和舆论报应观念的一种方式。

4、死刑的现实功能只是为了满足广大公众的报应观念?

一、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原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二、布鲁诺•赖德尔(德国)《死刑的文化史》三联书店1992年中文版第160页。

三、黄太云《增加死刑能否遏制犯罪》原载于《法学家》1994第4期第60页以下。

四、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页以下。

五、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