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我国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机制思维导图

准确的犯罪数据，从案件类型到实施犯罪的人员背景都予以数字公开告知天下，不仅使决策者、司法部门了解真实的犯罪问题，而且让公众也了解犯罪现状，从而，政府制定的每项法律都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得到基层政府及相关财政方面的支持，使犯罪的综合治理成为可能。目前，我国由于认识及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对于犯罪的数据通常采取正面回避的策略，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始终处于一种“不实”状态。从思想上分析，在一些管理者或决策者心目中，犯罪数量是与政绩或社会制度挂钩的，似乎犯罪问题将会影响某种“政治声誉”；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更是将犯罪数字直接与政绩挂钩。因而，凡是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地区，犯罪的数字更是处于一种禁锢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导致“自欺欺人”，更危险的是它可能影响到我们对犯罪发展的真正了解，从而影响到研究者准确地预测犯罪趋势，也影响到决策者及时准确地决策，甚至影响到相关的立法活动。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广泛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课题研究。组织专门力量，开展诸如“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与原因”、“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区预防”及“正确运用刑事政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专题研究，掌握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把握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展趋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模式。

根据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尚未成熟的特点，应坚持治本和疏导，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的发生，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甚至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严重危害性表明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及时做好防治工作，就能够有效地制止哪些处在犯罪边缘的人，使其不去犯罪，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但我们的预防机制并不健全。目前，法律片面强调保护这一手，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工读学校和收容少（管）教这类机构都比较少，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设立这样的机构，致使一些家中无人照看而有劣迹的未成年人继续混迹社会，产生了不应有的后果。

再比如，青少年涉及性犯罪属于严重不良行为，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一章中，只规定了严加管教、训诫、送工读学校、收容教养、治安处罚等多种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方式。而在英国的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重点对象的《犯罪与扰乱秩序法》中，将性侵犯行为作为仅次于反社会行为加以禁止。由于这一规定，警察可以向地方法官申请预防措施，具体包括：对违法者进行必要的禁止规定和强制措施，性犯罪者必须到警察部门登记其姓名和住址，以便警察开展进一步的预防工作；警察对违法者在社区的危险状况进行评估；一名有过性犯罪经历的人不能在学校周围闲逛，不能在学校上课或活动期间在学校操场上玩耍；对于违反“性犯罪令”的人，将被宣告有罪将被警告，或列入一个严重的性违法者名单中作为重点预防对象，以此达到在社区预防潜在的“性犯罪”的目的。可见英国的立法者意在淡化具体的犯罪界定而扩大犯罪的本质特征，即注重危害性行为。凡危害社区、危害公众，甚至危害安全意识的行为，都会由此启动相关的司法活动，注重早期的介入和制止，达到行之有效的预防犯罪的目的。

情境预防是指通过对情境的控制以预防犯罪的发生。这里的“情境”包括各种可能影响、诱导潜在未成年犯罪人产生动机、决定及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环境中的人文状况和物理环境。实际上就是属于综合治理范围，青少年犯罪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其犯罪原因是综合性的，是本人因素、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等问题互相结合的结果。既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就不可能靠一个部门解决，也不可能按照某一种方法解决，而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通过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只有这样，才能标本兼治，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可是如何避免法律责任难以落到实处，看上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一旦出了事却人人都不负责任的状况呢？如英国以法律形式制定社会政策的权限、职责等思路就值得我们借鉴。英国的《犯罪与扰乱秩序法》中制定的“减少犯罪的合作”与中国的“综合治理”策略非常相似。“减少犯罪的合作”首先要求各地方建立一个涉及犯罪对策的权威部门 ，类似于中国的“综合治理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有当地警察的负责人，缓刑部门的官员等。其次还要求这一决策的权威部门要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即《犯罪与扰乱秩序法》），对本地区的犯罪和扰乱秩序现象进行彻底地调查。由于年轻人实施的犯罪几乎成为多数犯罪和扰乱秩序的特征，因此，一定要把对年轻人的调查纳入调查的范围内。合作者必须注意倾听涉及青年人的事（他们将决定社区的未来）。还要扩大与社区的协商，制定政策时必须事先考虑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情况。然后，制定出本地区减少犯罪的对策，其策略必须包括明确的对象，执行的阶段，长期和短期要达到的目标，具体的措施等。特别重要的是：所有考虑到的细节都必须纳入当地的警察工作中。

总之，《犯罪与扰乱秩序法》中的“减少犯罪的合作”给各地方政府和警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责任：即在与其它部门及整个社区的合作中发展和实现对犯罪控制的策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