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背后操纵3.5亿招投标工程 曾因串标判缓刑思维导图

今年49岁的郑某虽是初中文化，却不乏温州人的精明头脑，四处寻找发财机会。当然，为了赚钱，他的胆子更大，甚至以身试法。早在1999年3月，郑某就被温州市鹿城区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据悉就是因为生意上与人发生纠纷，干脆私自将人扣押。后来，并无多少工程从业经历和资质的郑某又从工程招投标市场嗅到了商机，便开始做起了招投标代理生意，并不时干起与人串标的勾当。

让郑某出名的是6年前温州曝光的国内首起市政工程串标大案。在这起发生在2002年2月至2003年7月期间、投资总额达2.96亿元的串标案中，郑某等24名各家建筑工程公司代表，在参加温州南塘大道第二、三标段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起步区第二标段三个市政工程项目投标中，经事先预谋串通让其中一家公司中标，然后从中标公司分取所谓的“合理利润”。参加投标的建筑公司先后从中标单位分取“好处费”1216万元。郑某代表上海建工集团参与了其中最大一个标段的串标，一次就分得“好处费”100万元。

直到2005年初，这起串通投标案才案发，郑某等人将所收的“好处费”一一吐出，同时被公安机关以涉嫌串通投标罪立案侦查。2005年11月15日，温州市瓯海区法院对这起全国司法机关查处的市政工程领域串通投标案件中标的额最大，分取“好处费”最多的案件作出宣判，一审分别以串通投标罪判处张某等13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至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15万元至80万元;判处丁某等9人单处罚金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判处朱某等2人免予刑事处罚。其中，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0万元。

被宣告缓刑后，郑某在招投标方面的违规操作并没有收敛，反而担当起串标大案的“主角”。

2007年2月26日，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国信招标有限公司在浙江重大工程交易网上发布了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迁建工程土建1标段的招标公告。郑某看到后，想自己挂靠的公司稳中标，就先后与该工程的其他5名投标人商量串通投标，并承诺给予“好处费”。同是专做招投标代理生意的庄某率先与郑某一拍即合，其他几名投标人也积极响应。随后，各投标人利用各自公司以及到有建筑、市政建设资质的公司开来的介绍信，参与这一标段工程的招投标。最后，郑某分别对入围该工程的由庄某挂靠的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建设集团，苏某等人挂靠的浙江横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某挂靠的湖南高岭建设集团，宋某挂靠的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二建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确定投标报价范围，联系串标。庄某等人按照郑某确定的投标报价，制作各自挂靠公司的标书，并进行封标。同年6月14日，附一医工程1标段开标后，出现了9家公司废标，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1亿余元的报价意外中标。

近年来串标大案不时爆发，其原因何在?据办案人员透露，不少串标中介并不是真正搞建筑专业的人士，也无意承接工程。郑某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明知串标不合法，但这是“可以赚钱的机会”。而且郑某认为，如果不参与串标的话，他很难拿到项目。

而据了解，做串标中介一年下来赚500万元不成问题。而他们只需为保证金和介绍信的开具付出成本。

“关于介绍信问题，通常他们去挂靠一些大型建筑企业，承诺缴纳一定的管理费，以方便入围。”办案检察官说。郑某几次参与的串标大案都是找一些大公司，就是因为这些公司资质是特级资质，全国有名，通过资质审查抽签后便可顺利入围，然后才能实施串标计划。

“事实上，更多的案件则是因为隐蔽性强而一直没有浮出水面，当然，这类大案不只是温州、浙江有，全国都有。”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浙江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杨国章说。

杨国章告诉记者，投标单位之间或投标单位与招标单位相互串通骗取中标就是串标，由于建筑工程利润空间大，隐蔽利润多，“更快速、更隐蔽地捞钱”成为工程发包领域串通投标盛行的直接原因。“串标作为一种投机行为，根源还是工程建设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

“目前，我国对公共工程的发包原则上应采取竞争投标的方式进行。这样企业间相互竞争可以压低价格，减轻纳税者负担。但是，实际上企业并不希望这样做，因为竞争会使标价降低，即使企业幸运中标，利润也会减少。因此一些企业选择通过串标来避开价格竞争，增加利润。”浙江省招投标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分析“串标盛行”的原因。

“犯罪成本太低，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类大案的当事人最终往往被判处缓刑、罚金了事。这些犯罪人员转身又可能会继续从事串标犯罪，从中赚取更多的利益弥补罚金等损失，郑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杨国章说。

杨国章认为，要从根本上遏止串标大案频发的态势，一方面要从法律上加大对串标犯罪的处罚力度，如提高刑罚的上限、加大罚金数量，提高法律对串标者的威慑力。

“另一方面要强化行政管理，更多从规则体制上堵漏洞，查问题，发现违规，严肃查处。同时，部门之间应形成合力，防止政府管理出现断层。”杨国章说。

“政出多门导致的监管不力是对串标行为执法不力的因素之一。从部门分工角度看，工程建设一般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工程建设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根据国家法规又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这便造成各行业规章尺度不一，执法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杨国章分析。

杨国章建议，要下大力气解决借资质挂靠等工程招投标中的常见问题，建立“串标”黑名单制度，变在投标前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的“资格预审”为“资格后审”，即对需要招投标建设的工程，招标人首先要在招标公告中列明合格投标人必须满足的各项资格条件，不得拒绝任何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当然，对招投标活动实行全程有效的监督，把一切置于阳光下，这也许才能真正遏止串标犯罪的发生。”杨国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