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行贿罪的主要特征和量刑思维导图

对上述见解，有的观点认为《刑法》第393条将单位行贿罪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另一种是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即准行贿行为。对于前一种情形，已明确规定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而对后一种情形，则不需要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他们认为，如果对第二种情形也必须具备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势必放纵单位行贿犯罪的发生，甚至有人认为，这势必形成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行贿应受法律保护的推断。因而建议，无论谋取什么样的利益，只要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所取得或可能取得的利益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所完成的，即构成行贿犯罪。我们认为，持该种见解的人割裂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与“违反国家规定”之间应有的联系，这就是对于谋取自身应得利益，如果是通过违反国家规定的形式或手段获得，因该形式与手段的非法性，实质上已转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两高”于1999年3月4日《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了如下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这句话的前半段是指典型的不正当利益，而后半段则是由合法利益因其使用的手段或采取的形式的非法而转化为”不正当利益“。持否定”不正当利益“为单位行贿罪必备构成要件的人，其目的是出于打击受贿犯罪的需要，他们认为受贿与行贿是一对导致腐败的孪生兄弟，受贿必须严惩，行贿岂能宽恕，因而力主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显然，这已超出了“两高”司法解释的权限，只能由立法机关根据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适当修改。在当前的法律条件下，我们应严格按照《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严惩此类犯罪，对于某些单位因被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能认定为行贿犯罪。

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能否包括国有单位，有的观点认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国有单位，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理由是：

1.研究一种具体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不能仅根据《刑法》的一、二条法律条文来考究，而应结合同一类犯罪甚至整部《刑法》加以分析，就行贿这类犯罪行为而言，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规定了四种行为：

(2)自然人对国有单位的行贿;

(3)单位对国有单位的行贿;

(4)单位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

而“两高”分别就《刑法》的罪名的确定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都将第一种情形，即自然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确定为“行贿罪”;对第二、三种情形，即自然人或单位对国有单位的行贿犯罪定义为“对单位行贿罪”;而对第四种情形，即单位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规定为“单位行贿罪”。若将单位也列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势必造成“单位行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这两种犯罪在犯罪对象上相互包容，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2.认定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国有单位，势必造成在单位对国有单位的行贿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上产生分歧，给公正执法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有单位，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行贿行为，既可构成“对单位行贿罪”，也可构成“单位行贿罪”。而这两罪在量刑方面明显不同，根据《刑法》的第391条及第393条规定，“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上述对同一具体行为在定罪与量刑上存在的双重标准，显然已违反了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

“情节严重”是构成单位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与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如何认定该罪的“情节严重”，则应从主、客观两方面，即主观上的罪过程度与客观上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确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情节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