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共同犯罪判几年思维导图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能成为单独共同行为的主体，同样也不能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因此，具备主体资格的人同一个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共同犯罪”的，不认为是共同犯罪，其刑事责任由具备主体资格的人承担。一个具备主体资格的人唆使一个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共同行为的，也不认为是共同犯罪，其刑事责任由具备主体资格的人承担。对这种情况，认为教唆者是在把他人当工具使用，属于间接实行犯。单位共同行为，虽然也可能有很多单位成员参与，但是此时是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出现的，不认为是共同犯罪。因此，对于一个单位共同行为主体有数个责任人承担单位共同行为刑事责任的，只需要根据个人的罪责承担刑事责任。单位共同行为属于共同犯罪的情形可能有：(1)二人以上的单位共同犯罪;(2)一个单位和一个自然人共同行为。

共同犯罪的故意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各个共同犯罪人对该罪都有故意。第二层意思是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着意思联络，意识到了在协同共同行为。在共同犯罪的场合，必须具备两层意思，才认为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首先，共同故意要求各共同犯罪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谓相同的共同行为故意，则指各共犯人均对同一罪或几个罪持有故意，而且这种故意只要求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相同，不要求故意的形式与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就故意的形式而言，双方均为直接故意、双方均为间接故意以及一方为直接故意另一方为间接故意时，只要是同一共同行为的故意，皆可成立共同犯罪。就故意的具体内容来说，只要求各共犯人具有法定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即使故意的具体内容不完全相同，也可成立共同犯罪。其次，共同犯罪故意要求各共犯人主观上相互沟通，彼此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共同行为，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但是，通常这只是针对共同实行犯即共同正犯而言的。

对于帮助犯而言，片面的共犯是可以成立的。例如，甲某知道乙某要谋杀丙某，同时自己也忌恨丙某，希望能借乙某之手杀死丙某。因此主动提出把自己的猎枪借给乙某打猎。乙某使用甲某的猎枪将丙某杀死。乙某不知甲某借枪的真实意图，就乙某而言，不存在与甲某构成共犯的问题，但是，甲某有意帮助乙某杀人，可以构成甲某的共犯(帮助犯)。对甲某可以按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

此外，根据司法解释，交通肇事后，车主、乘客、单位的主管人员指使肇事司机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里承认过失共同行为共犯的存在，只能作为一种特例来掌握。

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时间，可以是在事先，即事先通谋的共同犯罪;也可以在事中即在共同行为过程中，这被称为事先无通谋的共同犯罪。但是，如果是在共同行为既遂以后才知道共同行为人的共同行为事实的，并表示赞同的，不认为共犯。此外，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方式没有特殊的限制。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可以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也可以通过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眼神等表达。

这里所称的共同犯罪行为是广义的，既包括实行行为，也包括组织、教唆、帮助、共谋行为。按照分工不同，在共同犯罪中承担实行行为的人，叫做实行犯;没有亲自实行共同行为而仅承担帮助行为的人，叫做帮助犯;仅有教唆行为的人，叫做教唆犯。因此，教唆犯、帮助犯通常是对实行犯的实行行为进行教唆、帮助。

共同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共同作用，即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作为;二是共同不作为，即各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不作为;三是作为与不作为相结合，即部分共犯人的行为是作为，部分共犯人的行为是不作为。因此;在有共谋的情况下，不作为也认为有共同犯罪的行为。而“共谋”却未参与实行的人是否成立共犯呢?这涉及到共谋的理解，换言之要看是怎样共谋的，我认为有共谋就是以认定具有共犯的行为与故意，可以成立共犯。有共谋而未参与共同行为实行的，有3种可能：一是由他人代劳，不必事必躬亲。如一些有组织共同行为的领导或骨干参与共谋但不亲自出马。二是遭遇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没有参与实行。三是自动放弃。这三种情况的“共谋”虽未参与实行，也可成立共犯。

（一）该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虽然“经营”一词在语言学上并不特指经济营业活动，而是指“筹划并管理”、“泛指计划和组织”等，但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其“经营”一词理应是经济领域中的营业活动，即应理解为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经营活动。强调此“经营”行为以营利为目的是必要的，这是非法经营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应具备的—个基本特征。如果某种所谓经营活动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公益或者慈善目的，则即便该行为的某些方面不符合有关法规，也应将其排除于本罪之外。

（二）该经营行为非法。所谓“非法”，是指该经营行为违反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通常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范。如果国家法律、法规等未对某种经营行为予以禁止或者限制的，该经营行为不得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例如，在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未对IP电话的民间经营行为作出明文禁止或者限制之前，民间经营IP电话的行为就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国务院所属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授权而颁发的某种行政规章或其他文件中超过国家法律、法规内容的有关规定，一般不能成为认定非法经营行为的法律依据。

（三）该非法经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以市场秩序作为本罪侵犯的客体，这一方面表明非法经营罪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另一方面，个罪客体与类罪客体的重叠，也印证了该罪之规定是“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一节的“兜底”条款。此所谓“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这三种秩序都可能成为非法经营罪侵害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