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辩护在我国的表现思维导图

刑事辩护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技术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层次，作为法律援助重要内容的指定辩护正是反映了法治社会对刑事司法公正文明的要求。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已成为现代刑事司法所追求的双重价值，诉讼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单纯的司法客体，他因犯罪行而与国家形成了一种刑事法律关系。在这一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具有惩治犯罪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接受法律惩戒治的义务，同时其也享有不受非法追究和制裁的权利。然而，作为个体的被告人由于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法律认知能力薄弱等因素，决定着其与公诉机关相比处于天然的弱势，难以对国家公诉权力进行制约，防止其非法侵害。在现代法治社会，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唯有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被告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诉权。在此，指定辩护权已不再是过去的民间慈善行为，而已演变为国家赋予部分被告人应有的权利。

意大利刑法之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经典表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贝卡利亚强调一个人在未被法官定罪以前，其仍然享有社会对他的公共保护，而并非处于完全没有权利的境地。无罪推定的思想已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所普遍接受并确定为基本原则，现已载入国际人权公约。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关须予以答辩上所须一切保障。”无罪推定原则被视为现代刑事诉讼的理论基石，它假定了被告人在法官判决之前是无罪的大前提，从而确立了被告人的诉讼地位，被告人与公诉机构一样均应是诉讼的主体，而不是诉讼的客体，为控辩平等创造了条件。正如学者所言，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而为刑事辩护奠定了理论基础，赋予了被告人的自行防御权——辩护权，这种权利的行使旨在对抗控诉方的指控、抵消其控诉效果，是被指控人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不言而喻，指定辩护制度作为辩护制度的延伸，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赋予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基础，自然也是产生指定辩护制度的前提。

在刑事诉讼结构设计中，控诉、辩护、审判作为三根支柱共同构造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直观地看，诉讼结构呈“等腰三角形”，或说是“正三角形”。三者间关系制约、地位平等是这座诉讼大厦牢固稳定的基础，揭示了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及相互关系，被告人在诉讼中处于主体地位，与公诉机关是应是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刑事诉讼无异于一场攻防竞技，只有控辩双方拥有均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才能平等参与诉讼并最终赢得胜诉的机会和能力，这就要求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机关和被告人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以使双方能够真正平等，有效的参与诉讼。法官作为诉讼的裁判者是适用法律的主体，因此而成为法律的化身，控辩平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控辩双方在法官面前的平等，是要求法官在诉讼中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地对待控辩双方，以体现诉讼的正义和司法的公信力。国外刑事诉讼理论提出“手段同等原则”，即对于被告人在原则上应当如同对刑事追究机关一样予以同等对待。由于被告人存在天然的对抗弱势，诉讼中若要达到实质的控辩平衡，辩护律师帮助以增强对抗是最佳选择。指定辩护正是在这种诉讼对立平衡的理念基础上诞生，切实保护弱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