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仲裁事业思维导图

现存的仲裁工作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带有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痕迹，内部管理统得过死，受案地点过于集中，这样的仲裁工作体制与武汉这座特大省会城市的广阔市场对仲裁的需求不相适应。武汉内联九省，外通海疆，地跨两江，辖十三个行政区，两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总面积8407?11平方公里。武汉在平面直角坐标上，东西距最大为134公里，南北距最大为155公里。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区间里，生产、生活的常住人口800余万，暂住人口150余万。武汉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是我国中部的交通通讯枢纽和金融、商贸、旅游等行业中心，各类企业遍及城乡各地，各种经济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然而，我们仲裁机构的设置高度集中，纵向“无脚”、横向“无手”，远离市场经济的前沿。这种体制的要害在于“方便了自己，为难了当事人”，从理论上讲，仲裁服务领域很宽，然而实际运行的结果很窄，远远适应不了相对分散的市场主体就近及时化解矛盾、促进合作的迫切需求。仲裁制度跟诉讼制度比，有其相对的优势。但是，在工作体制所能覆盖的层面上不如人民法院。一方面“纠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另一方面仲裁工作体制又远未贴近社会生产、生活第一线，因此，常常出现“事前”服务难到位，纠纷发生后，多因“远水解不了近渴”而难进仲裁的“门”。这种体制上的压力，一度使我们困惑不安。

仲裁工作体制的创新源于仲裁人才观念的更新。过去我们曾把仲裁工作看得过于“神秘”，想到的只是依靠专职仲裁干部，依法组织“三八两高”专家办案。建立仲裁发展工作新体制是加快仲裁事业发展的组织保证，说到底是人才保证。组织一支庞大的从事仲裁发展工作的队伍，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费支撑，三无办公用房。怎么办？为解决仲裁机构的延伸机制，向政府写报告，要人、要钱、要屋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是全党、全社会的事业，既然仲裁机构是带有民间性质的仲裁服务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去启动社会力量办仲裁呢？！为什么又不能设法利用社会上宝贵的人才资源，组织一个热心仲裁事业的自愿兵团？！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决心拓展视野，向仲裁机构外延扩张，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向社会谋求宝贵而又特殊的仲裁人才资源，组织一支来自社会、服务社会的仲裁发展工作队伍。

社会仲裁人才资源是丰富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要善于发现、乐于聘用、精于组织。前几年，当武汉市各级行政机关的机构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的时候，“一刀切”和“切一刀”的政策规定，一大批经验丰富、身体健康的处以上的干部，从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退休回家，“退养”起来，他们有的一时心里难以平衡，有的不习惯那种退下来的生活，为寻求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急需有一份力所能及的服务社会的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武汉仲裁委抓住了机遇，经商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报请政府有关领导批准，在全市范围内，从领导岗位离退休和刚刚“退养”下来的同志中选聘了100余名不在仲裁委拿工资、热心仲裁事业的老同志，组成了专施仲裁发展工作的“老来红”自愿兵团。通过他们的努力，仲裁委又在全市各区、街、乡（镇）、场、各相关部门、各经济工作战线、各大单位和各行业协会及各中介机构中聘请了500余名仲裁发展委员会委员及发展分会成员、仲裁调解员、仲裁信息联络员，并且明确了任务，建立了制度，广泛开展了宣传仲裁、引导仲裁、服务仲裁、提供仲裁信息的活动。至此，一支全方位、多专业、高素质的仲裁服务队伍基本形成。这支庞大的仲裁工作队伍，特别是仲裁发展委员会的12位主任，13个发展分会的主任和顾问、8个专业仲裁中心及其28个仲裁调解室的主任们，他们活跃在全市城乡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各市场经济活动的前沿，为推行仲裁制度，发展仲裁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群众誉为武汉仲裁的“五大员”??普及仲裁知识的宣传员、规范示范合同文本的指导员、协调各方的联络员、重大纠纷的调解员，实践“三个代表”的服务员。实践证明，依靠社会力量建立仲裁工作新体制，为发展仲裁事业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武汉仲裁发展工作延伸机构在今年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自办、移送、推荐的民商事纠纷案1860件，涉案标的4?34亿元，在武汉仲裁委今年同期受案总数中形成了“半壁河山”之势，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

在城建、交通战线，积极推进仲裁服务“一条龙”。在坚持创新，快速发展新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把过去的成绩作为历史的新起点。站在新的起跑线上，积极探索仲裁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服务的新路子。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城建、交通战线已成为仲裁服务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受理城建战线的案件数占受案总数的比例历年均在60%以上。但是，对整个城建、交通战线来讲，已经发生和有可能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申请仲裁的，还远远不到60%，尤其是涉案标的较大的纠纷，申请仲裁的就更少了。这对仲裁机构来说，在城建、交通战线所提供的仲裁服务，还远未达到全覆盖的要求，仍有“盲区”和“空白”，不客气地讲，还有“死角”，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我们以房地产业为中心，对其“上游”产业和它的“下游”产业，进行了全面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会商相关行业协会，建立了紧密地合作关系，在土地有偿转让、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建筑招投标、工程造价、房屋拆迁、房地产开发、商品混凝土销售、庭苑绿化、商品房销售、“二手房”买卖、房屋按揭贷款、家庭装饰、物业管理、供水、供气、供电等行业，以及公路、桥梁、市政、水利、堤防、园林工程建设和铁、水、公、空服务领域设立了仲裁延伸机构，形成了若干仲裁服务“一条龙”，扩大了仲裁服务领域，基本解决了仲裁在城建、交通战线覆盖的“空白”。

其三、降低仲裁“门坎”，乐于受理小额纠纷。“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转变了“抓大放小”的观念，决心拆除阻隔小案的“门坎”，一是对“小案”收费实行减、免、缓的灵活政策，二是对事前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小额纠纷，实施“先实体后程序”的调解办法，即先在仲裁程序外，就争议的实体问题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再双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确认和解协议的效力。这样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后，经市消费者协会同意，武汉仲裁委在“消协”设立了仲裁调解室，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纠纷。仲裁调解室当年成立当年受案100多起，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了市场秩序，而且拓展了仲裁服务新领域，扩大了仲裁的社会影响。

群众性集资建房纠纷，是历史形成的多因一果的难案，涉及的申请人众多，要求各不相同，达成仲裁协议难；违规集资的开发商由于经营决策失误，亏损严重，足额兑付集资款难。参加集资的对象多数是普通市民，下岗工人和无业居民，就个人集资款而言虽多数不足10万，但难以承受久拖不还的压力，迫切要尽快兑付。对开发商来讲，集资总额都在亿元左右，一时难以筹措还债资金。因此，对仲裁机构来讲，及时化解纠纷难。由于这些原因，受理集资纠纷案成为人见人怕、不敢涉足的难题。近几年来，武汉仲裁委转变了“抓大放小”的观念，拆除了“堵住”小案的“门坎”之后，先后受理了近4案7000余人，涉案标的多达3个多亿的群众集资纠纷案。这对仲裁委来讲，可以说不仅受理了4个实实在在的大案，而且又是4个数量特大的“窝案”。这样的“小案变多案”的群体性案件，仲裁机构提供的事前、事中、事后服务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包括仲裁委组织专班，对双方进行仲裁知识的宣传，协助集资户选出委托代理人；派专人对开发商还款能力进行调查；协助申请人申请法院及时对债务人的资产实施保全；在正式立案前，征求双方同意做好协调双方的斡旋工作，促使各方取得共识，达成还款协议；协助债务人收回债权、出售商住楼、出租商务用房，筹措还款资金；帮助开发商请求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应收未收的“规费”，酌情减、缓、免，减轻开发商的债务压力，以便集中资金偿还给集资户。为确保开发商及时、足额兑付还款资金，经会商双方同意，仲裁委指定银行为集资人设立专户，开发商将应付资金、分期分批存入银行专户帐上，仲裁委立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仲裁申请，应双方当事人的请求，按照双方已达成的还款协议的内容制作仲裁调解书，紧接着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在仲裁委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一边在调解书上签字生效，一边由开发商（债务人）向集资人发放银行存折，自动履行仲裁裁决，至此案件终局。如此长时间的仲裁服务，仲裁委的自觉性是高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受理这种群体性的“小中有大”的纠纷案，尽管难度大，风险大，受案前仲裁委提供服务的时间成本高，协调各方的任务重，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多，但是，只要我们舍得花气力，热情服务，勤奋工作，是可以战胜困难，避免风险，化解好纠纷，把案子办好的，办好之后其社会效果，远远超过办理案件本身的意义。事实再次说明，拓展仲裁服务新领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付出是很有意义的。

仲裁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践“三个代表”。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说到底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化解民商纠纷，启动被纠纷“凝固”的资本，促进资金流转，实现企业增效、国家增税、职工增收；保护股权合法转让，推动资产重组，形成新的生产力；服务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制、协调各种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调解发展程度不一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服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处其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是仲裁服务的重要领域；特困企业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艺落后，产品没有市场，历史包袱重，协调这类企业的债务纠纷，不是为了扶持其上马。首要任务是妥善安排好职工，使那些能够接受新科技的工人可以自由择业，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暂时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要求的工人也能各得其所。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处理好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后，职工经济补偿兑付纠纷，有利于为形成新的生产力创造条件，因此，只要当事人双方有书面委托授权，仲裁机构就应大胆受礼这类案件，勇于探索仲裁服务的新领域。

新的仲裁理念在意识形态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仲裁并非法外施恩，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当“和事佬”，仲裁主持调解、和解，但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的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仲裁追求的不仅是调处纠纷的结果，而且要引导各方进入精神升华的境界，因为有先进文化理念作基础，才能弥补法律之不足。这表明仲裁的过程不仅是一种文明救济的过程，而且是一种文化熏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