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仲裁财产保全决定机构之立法建议思维导图

应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仲裁庭经过必要的审查，在申请方提供了有效的担保之后，以裁定的方式决定对争议标的采取临时措施，包括成为争议标的货物的保存在内。诸如将货物交由第三者保存或出售易损货物。仲裁庭对财产保全的决定作用相较于法院，应居于首位。

(1)当保全财产为仲裁当事人所有或控制时，授权仲裁庭作出财产保全的决定。这样规定一方面符合法律逻辑，当事人协议和法律授权并确认仲裁庭对案件可作出终局裁决，对当事人所有或控制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决定，应该是仲裁权的必然延伸;另一方面有利于推进仲裁快速、有效进行。仲裁庭受理案件后，对案情最为了解，能迅速准确地判定是否采取财产保全，如果由不了解案情的法院作出决定，必然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还可能出现错误裁定。

(2)当保全的财产为仲裁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所控制时，由法院作出财产保全决定是合理的。仲裁庭处理纠纷来自于当事人授权，仲裁权的效力只能限定在当事人范围内，不能及于第三方，第三方与仲裁庭没有任何约定或授权，如对第三方发出指令，则明显超出了仲裁权的范围。在需要对仲裁案外人发出强制性命令时，也只能由法院作出财产保全决定才符合理论要求。

直接提出原则的确立与仲裁财产保全决定机构改革存在密切联系。现行立法中仲裁财产保全的申请由仲裁委员会向人民法院传递和转交，辗转的申请程序不仅极易导致延误，而且这种原则若不改变，仲裁财产保全决定机关的划分也会变得毫无实际价值，试想，如果不直接提交，那么本应由仲裁庭处理的程序，当事人可交由法院，而本应由法院决定的程序，当事人则交付仲裁庭，这是现行模式的继续，财产保全决定主体的探讨已任何意义可言了。

财产保全程序的启动必须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请为原则，在仲裁庭未受理案件之前，当事人能否申请财产保全，各国规定不一，绝大多数国家持赞成态度。我国目前除海事仲裁外，立法回避了仲裁前财产保全的规定，制度的缺失严重窒息仲裁事业应有的发展，在权力并存制模式下允许当事人区分仲裁程序是否开始向法院和仲裁庭提出保全申请是改革中应注意的细节。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时，一般要求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双方共有的财产或者与争议有密切关系的财产采取扣压、查封或冻结处置等强制措施，限制或禁止当事人对财产的处分。仲裁程序开始前，因仲裁庭尚未组成，没有接触纠纷，很难判断保全究竟是针对双方当事人财产还是另涉第三方，如前所述，赋权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交申请，则不仅可避免组庭所浪费的时间，也不会出现仲裁庭无权保全的尴尬，而且直接提交法院，法院可迅速处理，也符合财产保全的目的与价值所在。故立法中可规定，在未提起仲裁前，只要持形式上有效之仲裁协议，就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仲裁财产保全。

反之，如果仲裁庭组成后，因仲裁庭对案情最为了解，对是否需要采取保全措施也最为清楚，赋权仲裁庭，不但保证保全的质量，还减少了人民法院在“诉讼爆炸”的现实状况下不必要的司法支出。

在分析仲裁庭决定保全措施的法律意义时，曾提及国际和国内立法文件中出现赋权当事人自由选择保全决定机关的趋势：当事人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遵循法律。这种趋势在我国是否有实际操作价值笔者认为亟待探讨。

诚然，对当事人合意的重视体现了整个仲裁制度的精髓，但目前我国仲裁制度还不甚完善，不加区别地确认当事人授权即可决定仲裁庭对财产保全有裁定主体资格，排除法院的决定权，承认仲裁庭有权对案外人发出强制性命令，可能对比较脆弱的仲裁体系产生过大压力并在理论上形成抵触，而且在我国实践中，财产保全当事人间的矛盾和对立心理强于其它诉讼程序，由其合意决定管辖机构很容易陷入一方恶意损害相对方权益的情形。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明确的法律规则界定决定主体可能更适合操作，并于当事人更公平合理。鉴于此，当事人合意选择法院或仲裁机构应谨慎考虑，至少在目前制度构建中笔者不支持其在法律规定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