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权的制约机制与仲裁机构的管理模式思维导图

众所周知，司法管辖权是由法律确定的，当事人的入口选择权受到诸多限制。当事人??而且只有原告一方??可以选择是否诉讼(即选择是否进入司法这一大门)，却不能任意选择在哪个司法机构、由哪个法官进行诉讼，即使存在共同管辖的情形或在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的合同纠纷中，当事人的选择权也只受制于由法律确定的连接点，并且受到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制度的限制，更不必说受制于国家司法主权而不能任意提起跨国诉讼或域外诉讼。与司法管辖权的强制性和法定性相对应的，是当事人司法的控制力微弱和对于公权救济的强烈依赖，上诉权成为当事人谋求救济的一种重要配置，此外还辅以撤销途径(审判监督程序)。

与之相比，当事人对于仲裁权的入口控制力量要强大得多。仲裁管辖权的取得不仅依赖于当事人的选择，而且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选择;不仅选择是否仲裁，而且选择在哪儿仲裁和由谁仲裁;不仅选择仲裁机构，而且选择仲裁员;不仅超越地域限制，而且超越国界限制。这种由当事人保留进入或退出“游戏”的完全选择权，构成对其正当权利的根本保障，从长期和多次博弈关系看，这意味着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拥有强大控制力。即使“退出”权对于本次“交易”没有影响(一经选定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则双方当事人必须受其仲裁裁决的拘束，除非存在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但如果从整体上把当事人和仲裁机构各自作为一方交易主体，仲裁机构作为多次“交易”的市场参与者，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构成对仲裁权的根本制约。为此，保持仲裁管辖权的自愿性和仲裁的自治性，增加了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减少了仲裁权制约对于公权力的依赖。对于仲裁自治性和仲裁市场机制的破坏，也将根本破坏仲裁权的制约机制。

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中，国家干预主义色彩浓厚，当事人的处分权未能构成对审判权的有力制约，程序进程几乎都是按照法律确定的方式并在法官的掌控之下进行。相比而言，我国商事仲裁起步于与国际接轨的国际贸易仲裁，仲裁过程的控制更多地体现了市场体制下当事人处分权、程序参与权和程序自治原则，国家法律对仲裁过程的干预，不是直接规制具体行为或授权仲裁庭去掌控，而是在可能妨碍当事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自治实现的那些方面加以控制。在实体处分权方面，仲裁权限受法律规定的仲裁事项(仲裁主管范围)、仲裁协议约定的事项以及当事人在本案中提出的仲裁请求的三重限制;在程序支配权方面，当事人协议选定的仲裁机构的规则或当事人直接选定的仲裁规则支配着整个仲裁进程，程序的进程和程序行为(如对新请求或新证据的审理、确定是否开庭及开庭时间等等)一般都要经当事人参与决定。

我国只承认机构仲裁，因此，仲裁委员会是直接接受当事人市场选择的核心主体;当事人对于仲裁员的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仲裁委员会的制约，因而使当事人对于仲裁的“入口控制”具有一定间接性。

(1)人事权。我国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择权与仲裁员获得选任及指定的机会，基本取决于仲裁委员会中掌握决定权的少数负责人??他们的个人品质和专业鉴赏力不仅决定了当事人可选择的仲裁员的范围，而且往往决定了对具体仲裁员的选择。首先，当事人须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上选择仲裁员，而仲裁员名册的产生又缺乏公开的条件和透明的程序。其次，因当事人对仲裁员缺乏了解或缺乏共同信任而无法就首席仲裁员和独任人选达成一致时，由仲裁委员会代为指定。因此，真正建立当事人对仲裁权的入口控制，首先应当赋予当事人对仲裁员选择范围的参与权，以推荐性仲裁员名册替代强制性名册，当事人在名册之外选定的仲裁员，经仲裁委员会同意，即享有仲裁权;其次应当允许各方当事人授权自己选定的仲裁员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同时将目前当事人默示授权仲裁委员会指定首席仲裁员的制度改为明示授权。

(2)财务权。我国大部分仲裁委员会就仲裁员与仲裁机构之间对仲裁服务的利益分配，既缺乏明确、规范、公开的标准，又缺乏仲裁员参与决定取酬标准的权利和程序。这种管理模式无助于通过正当利益驱动，在享有仲裁服务的当事人与提供仲裁服务的仲裁员之间形成市场调节机制。为此，我国先进的仲裁委员会已开始建立透明的收费和分配标准。

(3)议事权和决策权。在自治性仲裁机构中，仲裁员享有参与机构管理的重要权利(力)，包括对机构负责人的选举、聘任和罢免，以及对机构重大事务的参与、评议和决策权。我国仲裁机构的负责人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这是外部管理体制问题;而仲裁员对机构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权，个别领先的仲裁委员会也开始尝试。

政府对于仲裁的外部控制，如同对其他市场行为的控制手段一样，无外乎法律途径(司法审查)、经济途径(税收调剂)和行政管理。而行政控制模式由于破坏了仲裁自治的内在逻辑结构，因而，对于市场化仲裁权制约机制的形成产生反效应。我国政府目前对仲裁的外部控制，主要是通过负责仲裁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掌握仲裁机构的人事权和财政权。

(1)人事权。行政主管部门在仲裁机构组建阶段结束后，仍然保留了对仲裁委员会负责人的任免权和对仲裁员的聘任审批权，甚至大量现职行政人员兼任仲裁员。由此形成的局面是：行政机构控制仲裁机构(负责人乃至仲裁员)，仲裁机构控制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择权。最终，当事人通过协议自愿、自由地选择仲裁者的入口控制权被架空，如前所述的市场化的仲裁权制约机制遭到破坏。

(2)财政权。“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模式，剥夺了仲裁机构在自收自支模式下所享有的自我管理、自主分配、自负盈亏的权力，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模式切断了仲裁市场的生产与收益之间、仲裁服务的提供者与受用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导致市场制约机制失灵。一方面强化了仲裁机构基于对财政拨款的欲求而产生的对行政权的依赖、依附和屈从;另一方面弱化了仲裁机构通过报酬分配吸引优秀仲裁员和据此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能力。

行政权对仲裁机构的人事控制和财政控制间接地甚至直接剥夺了当事人对仲裁的选择权和制约权，一些地方甚至通过行政手段推行仲裁的“措施”(比如要求所辖企业的合同选择仲裁率达到一定数字)，从根本上改变了仲裁权来源于当事人自愿授权的性质。既然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权力资源实际上来源于行政强制，而不是市场选择，那么，听命于行政控制、丧失仲裁独立和自治，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行政机关作为案外人对仲裁权的场外制约，与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当事人对仲裁的入口控制和过程控制相比，哪一个制约机制更有利于生产出客观、有效、健康、公正、高效的仲裁裁决，已是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