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汉县级管辖下的司法制度的简述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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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县级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一直都很困难，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足够文献。由于居延、尹湾、敦煌等汉简的陆续出土，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沿续下去。作为附属于行政制度的县级地方司法制度研究更是困难重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就地方司法制度中的某一环节某一部分进行个案研究，如诬告、证据、乞鞠等。本文目的意在前人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级司法制度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对汉代最基本审级的司法状况有大致全面的了解。

一管辖范围

汉代的司法审级层次有三级，基层审级是县或侯国，然后是郡或王国，最高级是中央，中央由专门的司法机构廷尉负责。此外，承相御史以及皇帝都有审判大权，但这些都属特别管辖的范围。县或侯国是否为基层审级?学术界持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乡音夫具有审判权，说明汉代第一审级应从乡开始。其实，判断一个司法主体是否具有作为一个审级的资格，首先要看这一级的审判决定是否可以在一定范围、期间内发生法律效力，即该级别的司法官吏是否有结案的权力。其次，该级审判组织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工作，并承担行为责任。汉代的乡不属于国家的一级地方政府。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说:“乡亭吏亦即县廷吏之出部者耳。乡是县级政府延伸的“派出机构”。最近出土的尹湾汉简《吏员定簿》部分，明确地把乡亭官吏编在县级行政部门内，也说明了乡级官吏的性质川。乡官虽然也可以在县廷的授权下，对情节显著轻微的案件进行审理，但不能自行结案，裁判权在县廷。从《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中判例来看，乡音夫审理的案子还是要交给居延县廷来决断。

汉代的基层县级行政单位除县外，还有邑、侯国等，其行政建制和县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是公主、皇族及功臣的封地。在封地里，掌握治理大权的是相当于县令长的邑令、侯国相等。本文为方便起见，在行文上只以县为准。

汉代县廷是基层法院，它主管的是一审的案子。汉代的县令对治下的编户齐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董宣为洛阳令，当场处决湖阳公主家奴田‘盆宜传’;美阳令王尊射杀不孝假子[6]王薄传令黄昌对盗其车盖者更是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县廷既然对于本辖区内平民死罪类的刑事案子都有管辖权，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一切有关平民的民事案子都可由县廷来审理。

如果当地的地方官崇奉儒学，十分注重教化的功能，他们对于民事经济类的纠纷，大多采用史称“息讼”的调解方法。两汉有许多循吏专以息讼而自称，且以调解不力为执政失败。比如，后汉的鲁恭在受理一桩争牛的案子时，因为当事人不愿接受他的调解主张而痛叹，“是教化不行也”，居然闭门不理政事婚恭传。

汉代司法管辖范围，主要是地域管辖，一般行凶、杀人、抢劫、盗窃等普通刑事案都以案发地为管辖原则。《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记载的大多是秦代的办案程序。有一些案例记录，某地一件凶杀案或是抢劫案发生后，首先接手的便是当地县廷，现场勘察的任务是县里派去的令史主持的川。现在的问题是秦律的程序规定是否适用于汉律。沈家本说:“萧何于是采撅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其三章何所增，其六章即李惶之《法经》也。是汉法亦本于李惺而参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袭也。汉初改秦法，主要删改的是秦法中的实体法部分，没有改动有关司法程序的部分，所以秦律的程序规定应该也适用汉代。江陵张家山汉简《奏漱书》中“不知何人刺女子蟀最里中”一案案发后，里典告到县廷，县“即令令史顺、去疚、大口固追求贼”。此案据考证是秦代的案例，但却作为西汉地方官的司法参考文献，说明秦汉诉讼程序应该是大体一致的。

对民事、经济类的案子审理，汉代采用了“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以被告籍贯地或经常居住地为准。一般情况下以被告籍贯地为准。如果被告长期远离籍贯地，就只能以他的经常居住地为准。《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一案中，被告寇恩原籍是颖川昆阳市南里，但由于诉讼发生在他客居的居延县，所以候粟君与寇恩之间的民事纠纷，便由被告的经常居住地居延县受理。

某些疑难重大的案子，县廷不敢冒然结案，会通过“奏漱”程序向上级官府申报判决。“县道官狱疑者，各漱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困删法志)。这类案子虽然仍是县廷的管辖范围，但实际上是由于移送管辖程序的介人而改变了案件的管辖性质。早在秦代，谋反、叛乱等威胁到皇权及国家政权安全的案子，也往往都由中央直接处理。

专属人身管辖的案子，如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诸侯王、列侯等贵族的犯案，县廷无直接审判权，汉代法律赋予他们“先请”权。对宗室的诉讼，汉法规定，“若有犯法当隽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阁‘百官志’。

县令长自辟的官吏，在县的司法管辖之内。县令长自辟的官属包括了除县垂尉之外的所有县廷属员，如主簿、功曹及列曹等。如崔瑞德所说，汉代“任何部门的一个首长同时也是他所辖下人员的主人和法官”，“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他们所管地区的惟一法官帕。〕。

二告诉及受理

根据汉代史料来看，“幼”的对象大多都是公职人员，因此有些法制史教材认为“劫的本意也许是指负有相应职责的官吏对有犯罪嫌疑的官吏(公职人员)提起诉讼城‘2〕。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西汉尹赏在担任守长安令期间，他安排户曹椽史及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任人杂举长安不务正业、行为不端的少年子弟，然后大加收捕，“皆幼以为通行饮食群盗”困‘尹赏传’。看来对普通人也可用勃。这里的“幼”明确地告诉我们，它是经“杂举”立案后对案犯定罪的“起诉”，不属于立案。如果我们把“勃”理解成是官府受理案子后，最后交付正式审讯时的诉状，这两者的区别也就廓然明了。

“告”是县廷管辖下提起案子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根据是否有明确的被告人与当事人的关系把告分为四类:一，告案人与被告人并无利害关系，又无明确的被告对象的，如目击人报案，比如秦简中“经死”一案属于第一种;二，告案人本身便是受害人，但无明确被告对象的，如受害人报案，奏漱书中的“不知何人刺女子蟀最里中”一案属于第二种;三，告案人不是利害关系人，但有明确的被告对象，如告发、告密，“其见知而故不举幼，各与同罪’心3〕，又如汉武帝时国家专门发布鼓励告发的“告缉令”也属此类;四，告案人与被告人有利害关系，又有明确的被告对象的，如控告，秦简中“告子”、“默妾”、“告臣”等，以及奏诚书中的“大夫禄买蟀”等。当然这些类型的“告”可以以书面的形式，也可以用口头的形式来进行。由于告的种类不同，所以它们引起的诉讼程序也多少有些不同。

汉代的法律对告有一定的限制。一是严禁诬告;二是亲子间不得相告诉。沈家本说:“诬告为害人之计画，汉法重之，即八十以上之人亦不在勿坐之列。’)[s〕诬告得反坐其罪，汉代多有因诬告而获罪的记录，如长沙刺王建德、中郎渴者张由、彭城国相赵牧等。①连高官显贵都会因诬告受惩处，可想而知，一般平民更是难逃其罚了。

汉代正是儒学勃兴的时期，也是古代礼与法相融合的时期，许多实体法都渗人了儒礼精神而发生变化，汉代程序法也受到一定影响。其中“亲亲相隐”原则的确立便是最大的变化。秦人重法，提倡告奸，无论亲疏。汉人重礼，提倡“尊尊”，一些信奉儒家价值观的官吏判案，便不断把这一原则引人司法领域中。宣帝时最终以诏令的形式肯定下来②。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原则，反而会被治罪。西汉衡山王太子因“坐告王父不孝，弃市”[6]‘衡山王踢传’。

特殊刑事案子，地方官吏亦有一定的裁决权，如汉代的不孝罪。后汉时，有陈元之母告子陈元不孝，接到案子的亭长仇览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没有正式受理 ‘仇览传’。

最后一类较常见提起的是“自告”。汉代的自告相当于今天的投案自首，秦简中有各种关于自告后减轻罪罚的条文。汉代虽无明文，但汉承秦制，应该也有类似的规定。《汉书》中有一些“自诣吏”、“自言”及自告的例子，如淮南王家承伍被、衡山王太子孝、候史昊等。根据史书所载，汉代对自告的案子有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如“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衡山王锡传。但是，司法官吏也完全可以无视其存在而不予理会。然而，许多犯人为求减免罪，仍会自觉投案。有些特殊的自告，即使是杀人重案，官府也可以不受理。如后汉张欲为守皋长时，县里有人报父仇而杀死仇人，自告其罪，张欲不一予受理（张禹传)。

综上所述，汉代县廷的司法程序，首先应是立案。案子被以种种形式提交到县廷司法机关，待县廷作出立案的判断后，才会正式启动书面起诉的程序。

三逮捕与审讯

汉代审理案件称作“断狱”或“鞠狱”。对审案最富实质意义的是逮捕和审讯两个环节。

无明确被告的案子要经过一番辛苦的侦查取证工作，直到找到了作案人，这种情况下的案子实际上是审讯和侦查结合在一起，破案相当于审讯。“不知何人刺女子脾最里中”一案中狱吏通过侦查破案。重事实而轻程序的汉人完全可以据此作出判决。

有明确被告的案子主要是通过审讯进行，在审讯前必须逮捕人犯，没有例外。有关当事人也会被收押，与该案有牵连的其他人也会被捕，比如证人及案犯亲属等。

官府进行逮捕需不需凭证，颇有争议。有的学者根据奏漱书的记载如“公梁亭校长丙坐在颂系，毋系碟，弗穷讯”的材料认为，汉代逮捕罪案嫌疑人要有系碟出示这一合法程序。碟书是汉代公用文书格式的一种，它可以“广泛用于验问、责问，用于名籍登录，官吏升迁任免，也可用于法律文书、财物管理公文等，可用于下行文书，也可用于平行、上行文书’，。从性质上讲，此处的系蝶可理解为逮捕文书。但是，更多的史料显示，官吏捕人，往往是无证逮捕，许多甚至是突击逮捕。在县级管辖下，有权逮捕人犯的主要是县令、县尉，以及巡视监禁乡里行人的游徽、亭吏等，这些执法吏一旦接到报案，或是发现案犯，就会立即出动，逮捕有关人犯。如县令王尊一听到有某女子告子不孝，立即派人收捕被告川‘王尊传’。又渭城令胡建亲率吏卒围捕杀人的公主家奴川湖建传’，而西汉的户墉亭长虞延率吏卒突人王莽贵人魏氏家中收捕宾客闹(延传等等。在这些捕人的案子中，都没有向被捕者出示系碟。

还有，汉代法律规定不得擅入他人住宅。居延汉简记载:“捕律:禁吏无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人室律从事。试论，如果是官吏缉捕人犯，算不算是“有故”呢?如果没有系碟，又算不算是“无故”呢?法律没有明确提到这点，实际上是默认了官吏捕人为有故，至于有没有系碟，并不重要。我想其中的原因是，对于一般平民，执法吏是可以直接收捕的，但对于公职人员，却需要正式的文书，但这只是假设，因为对于官吏逮捕平民需持文书的观点证据也不足。此外，可以从古代公用文书的性质角度来分析，汉代官僚体系中公职人员之间的行政联系，主要是通过文书来实现的。因此对于公职人员的逮捕，出具正式的文书，是内部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对于普通平民，用系碟，即用文书去征求他们对逮捕自己的同意，这在官贵民贱的汉代，是不可能的。

在追踪捉拿逃往外地的人犯时，县廷可以委托当地司法机关代为逮捕。根据出土汉简可知，本县可以有权就某事发文书给外县的机构，如悬泉汉简记载:“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丁未，渊泉垂光移县泉置，遣厩佐贺持传车马迎使者董君赵君，所将客柱渊泉。留察菱，今写券墨移书受簿入，二月报，毋令谬，如律令。”，’〕这里不妨作个推论，如果渊泉县需要效谷县地方机构给予司法上的协助，是可以通过文书请求的，从而免去了程序上的繁琐。有些时候，管辖某案的本地司法机构有可能直接派吏员到外地捉拿犯人。阁(吴佑传)

人犯被捕关押，审讯工作即全面展开。“五听”是最主要的审问方式。所谓“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它强调的是审讯官吏在审讯人犯时，要调动其所有的注意力来对犯人的一言一行观察，注重审问技巧。在“五听”的基础上，法官可以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决定是否对案犯拷讯。汉简《奏漱书》案例十七中审讯盗牛贼毛时，先洁讯，又碟答，等到有关人犯口供一致时，才确定罪状，作出判决。其中感觉不出审讯人员如何精心讯问，提到野蛮的拷打却比较多，以至“碟答毛背臀股，不审伐数，血下污地”。实际中，一件案子决断用的证据往往都是通过拷打的方法获得的。

在审讯过程中，证人也难免受拷打之苦，汉末有郭政杀人案，证人冯谅因为在作证时被拷打，结果“(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胡质传)。拷讯在司法审判上的弊病，汉人路温舒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由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路温舒传)。但它仍是汉代官吏司法审判的最基本方式。

案件的审结和县令长的个人素质及能力密切相关，有些县令会把审案的注意力集中到搜集证据上来，比如，派人认真勘察现场，进行罪物化验，私下走访调查，重视证人证言等。根据云梦秦简的记录来看，秦司法办案人员是有较高的侦查验证技术，其中的验尸、验伤、化验证物的水平都较高。①有治绩的官吏注重多角度取证，自然可以少些冤错案。遇到无法取证的案子时，有些官吏为了快速结案，争得好政绩，便只有一味动刑。至于一些昏馈贪枉之官，更是一味迷信拷打。汉代采用典型的纠问式审判。司法官吏一手包办调查取证的工作，被告方没有为个人辩护的权利，诉讼当事人不得互相质证。一切都听凭审判官吏的个人意志和经验。这是汉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缺点。

四其他诉讼制度

汉代司法审判程序还有一些重要的规定，如爱书、证据、乞鞠以及监禁等，均构成了汉代县级管辖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严禁证人作伪证。司法官吏每在讯问诉讼参与人时，就要把“证不言请”律向他们宣读。如著名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案，“都乡音夫宫所移甲渠候书如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藏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人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爱书验问。又悬泉汉简，“五凤二年四月癸未朔丁未，平望士吏安世敢言之，爱书;戍卒南阳郡山都西平里庄强友等四人，守候中部司马承仁史承德前得毋贯卖财物，敦煌吏口证财物不以实律办告，乃爱书。强友等皆对曰:‘不贯卖财物’。敦煌吏民所皆相辜证任，它如爱书，敢言之”。这里的作证行为都属于自证，因为作证的是当事人。从法理上讲，当事人的陈述不构成伪证罪，只有证人作证不实才能构成伪证。汉代法律以诉讼当事人陈述为作证，所以这条法律应该也适用证人。居延汉简:“史商敢言之，爱书:郭卒魏郡内安定里霍不职等五人口口口口口敞剑庭刺伤状，先以‘证不言请，出人罪人，辞……乃爱书不职’等辞，县爵里年姓各如碟。不职等辞曰:‘敞实剑庭自刺伤，皆证所置辞……”，这里的霍不职等人便是真正的证人，司法人员在讯问时援引的法律条文和当事人自证声明是一样的。

汉代法律对证人的资格亦有所限制。如某些案件中的亲属回避以及年龄限制等。

审判程序的结束是司法宣判。如果犯人对判决结果不服，还有机会在“读鞠”即宣判后，“乞鞠”重审。“狱结竟，呼囚鞠，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鞠者，许之。”用完乞鞠的程序仍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当事人还可以上诉。如果县令觉得案子确难判决，便会将案子上报到郡府，由郡府裁决，即诉讼的“奏漱”程序。这种情况已经属于郡的管辖范围，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关于读鞠、乞鞠，一般认为，“读鞠”即宣判，“乞鞠”即上诉。乞鞠是不是一种上诉程序?问题可能不是这么简单。依法理而言，如果判决生效执行，便不存在上诉了。然而，奏诚书案例十七中乐人讲的乞鞠一事就是发生在判决执行之后。《周礼·秋官·朝士》中“凡士治有期日”引郑玄注:“谓在期内者听，期外者不听，若今时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鞠。”这里的论决应该是判决完毕，由于对未生效判决的申诉与对已生效判决的申诉界限区分不清，没有明确的对已生效判决的再审程序，所以我们不能去断定这种论决到底生效了没有。汉代的生效的区分似乎是看它是否已经定判，而不是看它是否已经执行。如果说以三月为生效期限，那么，乐人讲就不应该去服刑。如果说乞鞠是判决拟定前的诉讼程序中的一个诉讼阶段，也难成立，因为乐人讲便不是这样，它已经去服刑了一些时候。所以上面引文中的“狱结竟”应看做是案子定判，然后呼囚宣布，这时该犯人在三个月内有乞鞠即边服刑边申诉的权利。

虽然囚犯有乞鞠的权利，但在实际中，不是每个囚徒都能享有这一权利的，如大臣张敞因怀愤，便快速审定冒犯他的捕贼椽絮舜，马上处死，这里就没有给他乞鞠的机会。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封建王朝，其司法制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自汉以后直到清季，司法制度虽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方面如县为基层审级，刑事案中以案发地为管辖原则，行政司法不分，对诉权的限制，审判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证据的使用等等，都相对稳定。因此对汉的司法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汉代的诉讼状况，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整个中国封建时期诉讼制度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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