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型”审判模式下的直接言词原则思维导图

如民事审判中的许多规则、原则一样，直接言词原则也是一个“舶来品”。其最初起源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但也不是伴随着审判制度的产生而必然产生的。直接言词原则是针对中世纪的纠问制的改革与扬弃而确定下来的。直接言词原则既是一项审理原则，又是一项证据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与言词原则的统称，这是因为一般认为直接原则与言词原则功能与作用是一致的，必须将二者放在一起使用。笔者认为言词原则包含两重意义。第一重是形式意义上的言词原则，即强调审理、攻击防御等诉讼行为要以言词陈述方式进行，而不得以书面形式进行；第二重是实质意义上的言词原则，即强调不在法庭上提出并且经当事人当庭言词质证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直接原则是指作出裁判者必须是亲自参加庭审并听取当事人辩论的法官，坚决排除未审案者做出判决。实际上，该原则只是保证言词原则的内容和功能落到实处，起到一个保障作用。

为了充分说明直接言词原则的功能与作用，需要将与直接言词原则对应的间接书面原则进行对比。间接书面原则是指法官可以在不直接参与庭审，听取辩论与亲自从事法庭调查的情况下做出裁判，当事人可以以书面方式从事攻击防御等诉讼行为，证据材料也不必以言词陈述形式在法庭上展示，庭外的证据材料也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应该说，没有任何一种审判制度明文以审理原则方式确定该原则。所谓“原则”是在与直接言词原则相对应意义上而称呼的。与其说是“间接书面原则”，还不如说是对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状况的一种描述。

按照一般的理解，间接书面原则之下，做出裁判的法官甚至都没有亲自接触调查原始意义上的证据，也没有参加庭审。这样的裁判基础何在？如何又能保证其审判获得正当性呢？其实，这是对间接书面原则的一个误解，在间接书面原则之下，特定的审判制度因其独特的运行方式仍然会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使得审判获得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间接书面原则使得审判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正当性。这里需要对间接书面原则的一些长处和有点进行初步的阐明。因为间接书面原则等同于非直接言词原则，故其长处就是直接言词原则的短处。第一、在间接书面原则情况下，不直接参加庭审的法官能够做出裁判。在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能力不够难以单独公正审判的情况下，由法庭外的法官以书面庭审材料做出裁判甚至是必要的。第二、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了法官在庭外调查取证的可能，这在许多情况下束缚了法官的手脚。以致法官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做出正确裁判受到阻碍。

如前所述，“调解型”模式以当事人的同意和判决内容的正确性为其正当性机制。这是因为在“调解型”模式之下，很多案件得到法官的有意识的调解成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案件的审判结果获得了当事人的同意，这是审判获得极致正当性的充分条件。在有些案件得不到调解的情况下，法官只能以判决结案。在这种情形下，审判的正当性在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式有这两种正当性机制，这两种机制得关系可以通过对在这种模式之下如何获得当事人同意的分析中获得。如果法官要提出一个方案取得当事人同意，那么很显然凭空捏造方案不仅不会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带给当事人的很可能是反感与不满。由此可见，法官提出方案需要建立在对案件事实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之上，这样提出的方案才有可能具有可接纳性和合理性。这样，在这种模式下，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便转化为法官能够掌握一定事实基础（不是掌握全部的事实）和法官能够通过灵活的方法和程序来对当事人双方进行不断的说服教育。在做出判决的情形下，保证判决内容正确性似乎难以那么绝对，可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判决正确的意义上来讲，判决的事实基础必须最大限度接近真实，判决的法律适用必须尽量准确。

这样看来，在两种正当性机制之中，第一、都要求程序不要过于严格规范。只有比较宽松的程序前提下，法官才可以自由自在的以各种方式去说服教育当事人，法官才可以以各种方式去调查案件真相，去深入案情去把握案情。第二、两者的契合点还在于对案件真相的查明的无限追求上。虽然对于调解结案方式来讲，不是必定需要一定要查明案件真相。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一旦案件真相能够查明，那么调解也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了。第三、二者都要求法官能够“主动出击”，说服教育也好，查明真相也罢，都要求法官不要消极被动。

综上可以看出，由于对正当性机制的有效运行并无帮助（甚至有害），直接言词原则在“调解型”模式中找不到用武之地。理论上的这种分析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书面审理的普遍化、“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民谣的广泛流传、非法律规定的组织形态的出现、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的不断扩大且制度化的倾向[5]……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调解型”审判模式下并无直接言词原则存在的空间，其实这个结论通过已有的实证可以更容易的直观得到。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还不如说是展示了一种研究进路，即通过对特定审判模式的正当性机制的分析来揭示其中的原理，进而可以得出特定的制度和规则在其中的地位。另外，根据王亚新教授的独到与精致的分析，“调解型”模式正在向“判决型”模式转换。[6]这样看来，笔者的论述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作为研究来讲，如果能对制度的历史渊源能有充分的考察，揭示能够贯穿其中原理，这样的研究可能更为踏实可靠。同样，直接言词原则在将来的中国如何建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笔者的论述能对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有所帮助，则幸莫大矣。

注释:

[1][6]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2]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0

[3]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7

[4]姜玉卿.略议直接言词原则的内在诉讼价值[J].法治论丛.2004.7

[5]陈光中、程味秋等.关于审判公正的调研和改革建议[J].诉讼法论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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