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下）思维导图

这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接近并利用司法权的保护上,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求恰当配置司法资源,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和程序的整合运作与合力。（1）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实行登记办法。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 条中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原告适格理论,缩小了适格原告的范围,使实践中很多的新型案件无法获得诉讼救济。这与“有权利即有救济”的法治思想背道而驰。因此,要对原告适格的条件进行修正,而代之只要原告对案件具有诉的利益,就可获得司法救济。因此,实践中,许多以往无法进入司法轨道的案件如公益性案件,就因此而具有了可诉性。此外,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还应当取消现行民事诉讼法审查起诉,决定是否受理的立案审查规定,代之以立案登记,即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无需进行审查,应当立案登记,而将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审查置于立案登记之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起诉难”的问题。（2） 改革诉讼费用制度。我国的诉讼收费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状况与人民的负担水平,要收费合理化、灵活化,要根据案件的性质来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实行不同的收费方法。如区分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对其他诉讼费用的范围要予以规定,不能赋予法院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以免法院乱收费,不利于当事人接近法院。同时,要贯彻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此外,还要求法院区分诉讼程序的繁简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实行不同于普通程序的收费,以便使当事人便利、快捷地享用司法制度。（3） 充分落实法律援助制度。为了使司法能为所有人接近,尤其是贫困当事人,国家应当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贫困当事人可以无偿地接近司法。如设立公共基金、鼓励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诉讼费用上实行缓、减、免等。（4） 对律师收费制度进行改革。律师费用是当事人利用司法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与法律的专业化,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已成为当事人接近正义的不可避免的选择。然而,多年来,由于我国还尚未出台一套健全合理的律师收费标准[1],加之律师本能的趋利性,律师收费状况非常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事人对司法的接近与利用。因此,完善律师收费标准、建立律师费转付制度以及建立讼费评估制度等等,来对律师收费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势在必行。

法律应以自由为本,作为解决私法争议的民事诉讼法由于涉及到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更应当以自由为本位。自由意味着选择,对于纠纷的解决,只有当事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人与决策者,为避免因程序的不当使用而导致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减损的结果,司法机关应当通过尊重、赋予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的选择权,形成更为理性的诉讼结构,从而提高判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当事人有权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当事人除了可以选择诉讼的方式外,还可选择和解、仲裁、诉讼外的调解等其他各种方式。此外,在诉讼中,当事人也可依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行使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是否提出撤诉、再审、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先于执行、公示催告、宣告财产无主等程序性权利。（2） 程序选择适用权。法院应设置多元化的程序来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使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来进行选择。如选择普通、简易或小额程序,督促程序、票据诉讼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的选择适用等,来增强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满意度。（3） 审理方式选择权,即选择书面审理或言词审理。（4） 法庭审理形式选择权,即公开审理或不公开审理。（5） 扩大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权利。即当事人双方对程序性事项达成的协议,亦即诉讼契约。赋予当事人双方依法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协议撤诉、协议选择不上诉、协议变更执行方法等权利。此外,还可赋予当事人对鉴定人、陪审员的选择以及对送达方式的选择权。为防止法官的某些司法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影响,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保障权利,设定救济机制,即当事人的异议权。如管辖权异议、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体资格异议权等。

实体法上的自治精神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诉讼原则——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处分原则意味着当事人可按照法律的规定,根据自己的意志,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处分,而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不能随意侵犯,否则司法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总体来说,处分原则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二是法院审查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以现代法治精神为导向,即:法不禁止为自由,防止以审判权侵害当事人的处分权；三是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对法院应有约束力。主要表现在法院应在当事人请求范围内,以双方当事人经过辩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判决的基础；四是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有义务切实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的决定。”[3]因此,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当明确只要当事人的行为没有侵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就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同时,使处分原则落实在具体制度和规范中,如取消法院依职权做出财产保全的权力；对于案件的再审,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由其本人提起,取消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限制检察机关对再审抗诉的范围；取消法院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的制度,健全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的制度；尊重当事人撤回起诉、撤回上诉等行为。当然,当事人的处分权并不是没有任何限制地适用于任何案件,对于选举案件、公益诉讼案件、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人事诉讼案件以及非讼案件,由于这些案件往往涉及到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的处分权在这些类型的案件的某些方面是受到限制的。

辩论原则的核心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是可以反制约的。通常来说,辩论原则的内容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 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这被称为主要事实） ,只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才能作为判决基础（换言之,法院不能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 。（2） 法院应当将双方当事人无所争议的主要事实当然地作为判决的基础,就这一意义而言,法院也受其约束（自认） 。（3） 法院能够实施调查的证据只限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证据（禁止职权证据调查） 。”[4]而以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仅仅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其内容对法院没有约束力,法院是依自己对案件事实的理解以及收集的证据来作出裁判,这实质上导致了辩论程序的“空洞化”。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重整辩论原则,应规定除选举案件、公益诉讼案件、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人事诉讼案件以及非讼案件等法律另有规定外,法院应当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为裁判依据,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得作为裁判依据。同时,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对审原则等以及进一步完善举证责任等制度,来使辩论原则具体化、充实化。

在我国进行诉讼并未实行律师强制代理,这不可避免地使当事人双方武器不对等,若过度地强调当事人的处分权能,对当事人放任不管,一旦出现当事人处分权不当或变形时,反而会影响、减损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来平衡诉讼中两造的对抗,法官的释明权就显得非常必要。释明权是指为了明了诉讼关系,由法官向当事人就有关法律上、事实上问题发问,并给予当事人就这些问题充分陈述机会的一项权能[5]。释明可以分为“澄清不明确的释明”、“消除不妥当的释明”、“补充诉讼材料的释明”、“新提出诉讼材料的释明”,以及“举证方面的释明”五个类别[6]。从实质上来看,强调法官的释明权与保障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是不相矛盾的,在当事人对其程序或实质权利进行处分前,法官的释明可以使当事人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从而理性地行使处分权。当然,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应当在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度内,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或状况,法官应进行不同层次或程度的释明,从而更好地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提供指南。

诉讼的进行、案件的最终裁决,不是法官或当事人一方可以解决的,而应当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协同作用的结果。在案件的审理中,若充分地凸显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行当事人进行主义,由当事人推动、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攻击防御机会,那么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将得到有效的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也会因为得到当事人的认可而随之提高。但是这种当事人积极、法官消极的案件审判模式是以牺牲案件处理效率、耗费司法资源为代价的。很多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国家,如英国就对诉讼迟延、诉讼成本高昂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加强了法官的职权作用,适当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与法院的负担。为此,对于案件的处理,为确保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遵循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原则,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为出发点,适当地扩大法官的职权进行主义,来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权利和法官的诉讼主导权的合理动态的平衡。此外,以人为本的指导理念要求司法具有亲和性,司法方式具有通俗性,行为方式具有平易性。在司法程序中,将审判视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司法机关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为当事人即消费者提供司法服务上,而不是展示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只有真正实现从控制到服务于当事人,才能真正体现“公民为司法主体”的这么一种深层理念,从而构建一种当事人与法官协同平衡、理想沟通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