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养死葬为条件的赠予合同合法有效，受赠人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思维导图

【案情简介】

上诉人（一审被告）：周玉珠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惠珍

1999年8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赠与合同》，原告决定将与丈夫周绍华（于1988年11月13日去世）共同拥有的昆明市南华街21号一楼一底私房两间，面积为39.38平方米赠与长女周玉珠所有，并由周玉珠负责原告的生养死葬。该赠与合同签订后于1999年8月13日经昆明市盘龙区公证处公证生效。因昆明市政府对金碧路片区进行拓路改造建设，需拆除昆明市南华街21号房屋，由昆明市金碧路片区道路拓宽改造建设指挥部安置给周玉珠座落于昆明市兴杰花园6幢2单元301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70.30平方米），周玉珠交纳了相关费用，并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后因该房屋权属有争议，刘惠珍于2006年10月31日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昆明市兴杰小区6幢2单元301号房屋为刘惠珍所有，并要求周玉珠将该房屋腾还给刘惠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06）西法民初字第3095号生效判决确认，周玉珠依据“赠与合同”取得了诉争房屋的产权，据此判决驳回刘惠珍的诉讼请求。2007年6月4日周玉珠到产权部门办理了诉争房屋（昆明市杰兴花园6幢2单元301号）的产权登记。后刘惠珍起诉要求被告周玉珠按赠与合同的约定每月支付医药费、保姆费、最低生活费合计人民币1622元。被告周玉珠表示愿意对原告尽赡养义务，但原告要求过高。

本案系以负责生养死葬为条件的房屋赠与合同中的受赠人未依约履行支付生活费义务而引起的纠纷，法庭审理主要围绕着涉案赠予合同是否有效的判断而展开，因此在分析该案件时也需要围绕这一焦点来梳理线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可知，赠与合同是财产所有人或者财产权利人处分自己财产或者财产权利的一种法律形式。而附义务的赠与，是指赠与人在赠与时，要求受赠人承担一定义务为附加条件的赠与。附条件的赠予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其是否满足合同生效的要件，这些要件分别为：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内容，合同内容是否明确可行。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在本案中，刘惠珍于1999年8月13日以赠与的形式将其所有的房产交给周玉珠管业使用，并由周玉珠负责刘惠珍的生养死葬，该赠与合同经昆明市盘龙区公证处公证。由此可知，刘惠珍与周玉珠达成了以生养死葬作为条件的赠予共识，该合同的签订主体适格、内容合法确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因而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后周玉珠对昆明市杰兴花园6幢2单元301号房屋的产权进行了登记，行使了合同中约定的相应权利，故其亦应当履行赠与合同中约定的附加义务。故法院判决其支付相应的生活费和保姆费等是于法有据的。

其次，对于“周玉珠所称其与刘惠珍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判定，此处主要涉及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方面的内容。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制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中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根据上述规定，周玉珠既然指称其与刘惠珍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就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在其无法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其主张不能成立。

【法律风险提示及防范】

提示：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贯穿在《宪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精神主线。在法律的范围内，允许签订以生养死葬为条件的赠予合同，来尽可能地保障老年人的晚年权益。对于受赠人来说，依照赠予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是并行的，这也体现了民法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法条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