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度及异议制度思维导图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当事人、律师参与诉讼的调查取证权，作了概括性规定。 [13]但这些都是原则性规定，对具体收集证据的方式、手段及其保障制度无任何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当事人、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取证时，往往得不到配合，甚至会受到“人身攻击”。由于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没有出示证据的义务，法律更没有规定对违反此项义务的处罚，当事人调查取证的权利只能是一项缺乏程序保障的抽象权利。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诉讼活动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查明案件真实的任务被加强，而不赋予其调查收集证据以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对于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而言，未免有失公正。然而立法者又担心赋予当事人过多的调查取证权，会对对方当事人尤其是诉讼外第三人造成过重的负担。对于该问题，参照域外经验，建立一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机制较为可取。对方当事人与第三人能够在程序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居中的法院在对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进行充分的听审以后，作出是否进行证据收集的决定。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立法问题通过在严格程序保障机制下可以由司法进行灵活裁量而得以解决。

我国《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确定了当事人申请法院收集证据的情形和申请的基本程序， [14]相比以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我国初步确立了类似西方国家的证据申请和证据裁判制度，保证了当事人顺利收集证据，承担举证责任，使庭审模式的进一步当事人主义化有了配套的制度保障。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的证据申请制度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例如：

证据申请要详细载明待收集证据的种类、特征、来源和欲证明之事实，并且由于我国没有确定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开示义务，所以证明有正当收集理由的证明责任就由申请方承担，这无疑是没有减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收集活动的干预，限制了当事人对申请收集证据制度的利用。

待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不是由被申请方提出异议，而是完全由法院加以判断，这就使我国的证据裁判机制并不具备完备的诉讼形态，法院的职权依然过大，被申请方的个人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对于法院以证据调查的公权侵害公民个人的隐私权或者秘密利益的情况，私人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途径。

这个缺陷使得证据规则不能获得法律的强制执行力的支持。民事诉讼法只是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中规定“有义务协助法院调查、执行的单位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但我国无论是民事实体法还是诉讼法都未规定当事人和第三人提供证据的义务，因此是否“有义务”无从谈起。另外，这里“有义务”协助的只限于单位而非个人，所以在遇到个人不履行协助义务时并没有法定的制裁措施。只是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的方法阻止证人作证的”，可以处以罚款或拘留的处罚，构成刑事责任的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但在实际中，违反收集证据命令的情况还有多种，法律应当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