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保证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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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通过起诉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是需要留意相关的时效问题的，有的时候想要去进行追责时，时效过了，法院是不受理的，那么一般保证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树图网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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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证诉讼时效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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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证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一、一般保证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一般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起算期间长短，对当事人利益影响巨至。若起算期间过短，会损害债权人的担保权，使债权失去保证利益;若起算期间过长，则会加大保证人的责任，使保证人承担不当义务。笔者根据我国现有立法，对此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有观点认为，“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是无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那么债权人仅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之日，也就并不能视为债权人的权利受侵害之日。债权人真正知道或应当知道对于保证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是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后，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之日，一般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也应当从该日起计算。”这段话前后相互矛盾，既然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无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不能视为债权人的权利受侵害之日。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的规定，在“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未履行保证债务的行为，并未对债权人的权利造成侵害，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起算，怎会有“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之日，一般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也应当从该日起计算”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源于《民法典》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按照《民法典》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责任”的规定，在未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前，保证人有先诉抗辩权，可以拒绝承担其保证责任。此时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起算，那来的诉讼时效中断。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若干规定》把诉讼时效的中断改为诉讼时效的起算，并将“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延长到“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合同的诉讼时效”，总算是前进了一步，但仍未消除与《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在“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责任”之间的矛盾。最后，《若干规定》第一百二十五条又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靠近了一步，且与《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相一致。

由此可见，在我国关于一般保证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上，出现了基本法、特别法、司法解释之间相互矛盾，特别法条文之间相互矛盾，司法解释条文之间相互矛盾的状况，即法体系上的违反，难怪在实务中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根据下位阶法不得抵触上位阶法的原则，在确定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上，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不能适用《担保法》及司法解释中与其相抵触的规定，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二、保证期间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区别和联系

一、履行通知义务的时间

一种意见认为，必须在诉讼开始前履行通知义务，否则受让人根本就没有原告资格，何以启动诉讼程序?

另一种意见认为，债权转让一旦在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意即有效成立，债权即移转于受让人。债务人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债务人对合同债权的转让同意与否，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否通知债务人只决定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有无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决定债权转让有无效力。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因此，即使没有通知，在债权转让达成合意后，受让人取代原债权人的地位而成为债权人。受让人因受让债权而具有原告资格。如果一味强求通知义务要在诉讼之前完成，并且在诉讼中人民法院以此为由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则违背了合同法设立债权转让的立法本意。该条规定的通知义务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尊重债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维护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以债务人得到债权转让的通知的时间为分界点，确认债务人应当履行其偿债义务的对象，确保履行义务的明确有序。因此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强调通知义务的完成必须在诉讼之前。

二、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

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限定，笔者认为可以以口头方式（如果债务人不予认可，则需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明），书面方式及其他能够用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的任何方式来履行通知义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以诉讼的方式进行“通知”，而必须在诉讼前进行“通知”，否则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缺乏诚实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残酷的现实。如果债务人缺乏诚实信用甚至企图恶意拖延债务履行，那么债务人就有可能利用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去设置种种障碍以阻“通知”的履行，从而达到拖延债务甚至转移财产的目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债权人将很难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比如邮寄送达，即使有回执证明，但回执仅能证明收件人曾经收到发件人的邮件，并不能证明送达邮件中具体的内容;当面送达，如果债务人拒绝签字认可而又缺少第三人作证（或第三人不愿作证），则难以证明“通知”，等等，这些情况都给了债务人否认收到通知以可乘之机。

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生债务人以各种方式恶意阻却“通知”的情况。遇到上述情况，债权的受让人为减少自己的损失不得不通过司法救济，期望在诉讼中通过举出债权转让的有效证据来通知对方，从而达到履行通知义务和实现自己权利的目的，这是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的，也没有对债务人造成任何损害。

如果人民法院以在起诉前没有确凿证据履行了通知义务而驳回受让人的诉讼请求，否认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成立“通知”，则将为受让人增加讼累，也为受让人债权的行使增加了困难，同时也不利于在经济活动中惩罚不诚实守信的一方，实际上是纵容了恶意债务人。这种示范效应将使债务人认为，只要不承认收到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人民法院将支持债务人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债务。这种示范效应将在极大程度上保护恶意债务人，对正常债权受让人是一种打击，使合同法认可债权转让并把债权转让作为诉讼经济的一种方式的规定变成一纸空文，事实上却阻挠了市场的正常运转。而如果认可以诉讼的方式“通知”，则这种示范效应将使那些缺乏诚实信用的债务人无法利用阻却“通知”义务履行的方式就得到收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的有关规定成为一个从善的指引。

三、履行通知义务的主体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理解，“通知”的履行主体是债权人，受让人并没有义务履行通知义务。但是，债权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却直接关系到受让债权能否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那么为了受让人自身的利益，受让人应当可以进行“通知”，否则，在受让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并且已经支付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不进行“通知”将直接妨碍受让人利益的实现。受让人将陷入更多的官司中，而过多的诉讼对受让人来说风险太大。

因此，将很少有受让人愿意接受转让债权，债权转让制度将仅仅是制度，而不会被市场所采纳，况且在受让债权后，受让人已经具有了债权人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认可受让人在原债权人不进行“通知”的情况下，自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