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相关问题思维导图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但由于我国相关立法严重滞后，导致社区矫正的某些实体和程序问题无法可依，同时造成一定范围的执法不统一等问题。虽然各试点地区为解燃眉之急，制定了一批地方性的规章文件，但其存在层次效力低、内容粗糙等问题，难以满足社区矫正发展的长远所需。

1、有些做法同现行法律有冲突。例如，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方面，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的监督与考察权均归属于公安机关。而当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具体工作主要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司法所负责的，但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司法行政机关担当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做法面临合法性问题;同时，由于权责不明，一些地方的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等相关机构产生推委扯皮现象，导致部分矫正对象陷于脱管。。

2、有些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尚属法律空白。如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执业资格、人身保护乃至社区矫正的监督、法律责任等问题，都尚未有专门的法律规制，这既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不利于有效约束社区矫正工作者拥有的执法权力，预防腐败现象的滋生。

3、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从而影响了适用效果。例如，在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规定方面，就存在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对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等社区服刑人员的奖惩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不利于树立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威，增大了工作难度。据调查，有的试点城市已出现了社区服刑人员不遵守管理规章，不参加社区劳动，甚至不经许可擅自出国的问题，但矫正机关根据现有法律及管理规定，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惩戒。

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只适用于5种罪犯，劳教人员不在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另外，在各地试点工作中，常居城市的外来人口也往往被排斥在社区矫正之外。社区矫正对象范围的狭窄，不仅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损害到法的公正性和平等性。劳动教养在我国虽然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制裁措施，但其实际上剥夺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最长可达到三年，特殊情况下甚至可延长到四年。如果对罪犯可以进行社区矫正，而对尚不构成犯罪的劳教人员沿袭封闭性的执行方式，显然有失公正，也不利于劳教人员的再社会化进程。

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参与，但当前我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十分匮乏，这直接影响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质量。另外，矫正经费短缺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据了解，目前各试点省市的试点工作经费尚未列入统计财政，试点工作所需的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的临时性拨款和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经费的自行调剂。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很多存在编制不够、资金紧张、条件简陋、教育矫正设施缺乏等问题，远不能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依靠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推行，民间组织、社区居民的介入有限;同时志愿者的工作多局限于为矫正对象开办讲座、进行临时访谈等，缺乏持续深入的“一对一”的帮教，志愿者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社区矫正的实质，并不只是让犯罪人“在社区内被矫正”，而应是“由社区来矫正”，因此，社区矫正工作与社区建设是互动的关系，社区的建设水平制约着社区矫正的发展程度。虽然目前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起步不久，社区发育尚不成熟，尤其是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公共意识亟待提高，这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深入发展。

虽然各地在矫正手段的探索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教育矫正形式不够丰富、矫正的个别化、科学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有的试点地区偏重监管、控制，而对于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与行为矫正则无暇顾及;另有一些试点地区则片面强调服务，疏于监督管理，导致一些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在许多试点地区，普遍存在心理矫正基础薄弱的问题。另外，个案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较低。个案矫正是社区矫正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一些矫正工作人员制定的矫正个案，内容简单空泛，针对性不强，致使个案矫正流于形式。

我国社区矫正的大力发展，最终需要立法方面的修改的完善。要通过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相应的法律，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

2、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工作。从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际情况来看，现行法律中包含了很多制约社区矫正进一步发展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多促进社区矫正进一步发展的法律空白。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多制约社区矫正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性法规所能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能与国家的基本法律相冲突。因此，要彻底解决制约社区矫正顺利发展的法律问题，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重大修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必须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第一章“总则”。内容包括社区矫正的概念、目标或者任务、基本原则、相关机构的职责和其他一般性规定。

第二章“社区矫正对象”。内容包括适合进行社区矫正的各类罪犯。在这一章中，要对可以或者应当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及其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三章“社区矫正机构”。内容包括社区矫正措施的决定机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机构，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机构及其设置，不同机构的具体职能等。

第四章“社区矫正工作者”。在这一章中，要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法律地位(执法身份、权利和义务等)、类型、任职资格等内容。可以考虑将社区矫正工作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另一类是非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包括准专业人员、志愿人员等。

第五章“社区矫正工作程序”。这一章的内容包括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程序，包括各种相关的法律程序或者手续等。

第六章“社区矫正工作内容”。这一章主要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日常管理、调查、监督、奖惩、帮助、教育等活动。

第七章“社区矫正工作保障”。这一章主要规定社区矫正的人员保障、经费保障、设施保障等内容。

从我国全国性立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要制定社区矫正方面的全国性立法，存在的困难是很大的。如果走“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道路，用地方立法推动全国性的立法，可能会加快全国性立法的进程。同时，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成效，也将会对全国性立法的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成效显著，使人们看到社区矫正工作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和工作经验，也许会加快全国性立法的进程。反之，则会危及社区矫正事业的发展前景。

社区矫正的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套完整合理的组织系统。为了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应当建立一套包含各个层次的组织系统，为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提供组织保障。基本思路是：应当设立与监狱管理部门并行的社区矫正管理部门。

1、在中央一级，可以进一步整合司法部有关司局的职能划分，将基层工作指导司改造为社区矫正司或者社区矫正局，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社区矫正工作，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完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关工作的协调。

2、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可以在司法厅(局)内设立社区矫正局，分管本地的社区矫正工作。

3、在县(区)一级，可以在县(区)司法局内设立主管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室。考虑到社区矫正是重要的执法工作，不仅需要处理大量的法律事务，还需要进行专职队伍和非专业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需要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多种活动，这些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需要由县(区)级管理机构来承担，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县(区)级管理机构的建设，充实合格的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工作设施。

4、在乡(镇、街道)一级，要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派出所的作用，让它们成为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机构。为了有效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应当进一步充实司法所的力量，配备合格的一线工作人员;同时，对现有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完善他们的工作技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

应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结构合理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形成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执法主体，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各界社会志愿者为重要力量的专兼职相结合的队伍结构。由于基层司法所处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前沿，故首先要加强基层司法所的队伍建设，在编制、经费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可挑选一批责任心强、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人员充实进去，具体从事社区矫正业务。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其知识素养与业务能力，以适应工作需要。与此同时，要加大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的人才引进力度，引进一些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弥补现有力量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此外，还应考虑在有关高校开设社区矫正专业或相关课程，为社区矫正工作培养后备人才。

社区矫正同传统的监禁模式相比，具有运行成本低、矫正效果好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矫正工作不需要成本投入，尤其在社区矫正制度的初创时期，更需要充足的人财物投入作保障。应制定相关政策，多途径筹措资金，尽快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短缺的问题。社区矫正工作虽强调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但其本质上仍属国家机关的执法活动，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必需的经费来源。应尽快确立社区矫正的财政保障体制，将社区矫正机构的办公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对于实践中创建的社区矫正创业基地，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经费扶持和政策优惠。

社区是社区矫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中央提出了以建设和谐社区为基础，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号召。应当籍此动力，进一步推动我国社区建设，促进成熟市民社会的形成，为社区矫正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