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退赔能否申请强制执行思维导图

直接受理被害人申请执行“刑事退赔”案件。如福建省漳浦县石坑村村民蓝月东的岳父黄汉宏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蓝月东想找关系为黄汉宏办理取保候审。蓝月东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被告人肖佳雄。肖佳雄因其向中国光大银行贷款即将到期而无力偿还，即产生骗取蓝月东钱财的念头，向蓝月东谎称其有熟人在省公安厅，能为黄汉宏办理取保候审，蓝月东信以为真。被告人肖佳雄先后以疏通关系、交纳保证金等为由，向蓝月东骗取人民币26900元。案发后，追回人民币3500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令继续追缴被告人肖佳雄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3400元，退赔被害人蓝月东。判决生效后，被告人肖佳雄分文未退还。林振通法官认为，刑事判决中“责令退赔”内容可作执行依据，对被害人是否可以申请执行持肯定态度。

不受理被害人申请执行“刑事退赔”案件。湖南省长沙县法院刑事审判庭于2008年5月作出一份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即某某汽修厂)资金，数额较大，用于非法活动。法院判决被告人朱某某犯挪用资金罪，并责令被告人朱某某退还所挪用之资金人民币151180元。2008年10月，该案所涉的某某汽修厂(系个体工商户)业主胡某某根据该份刑事判决书向法院申请对刑事判决书中财产部分予以强制执行。该法院在政府的工作网站上发表《商榷：具有“责令退赔”内容刑事判决的执行问题》，明确表示被害人申请执行刑事退赔是无依据的。[2]

1974年，最高人民法院曾批复对刑事退赔类案件不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87年作出《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规定了对责令退赔刑事案件如何执行被告人财产的五种情形，但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化，不具可操作性。以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都未涉及刑事退赔的执行问题，导致刑事退赔案件的执行混乱。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1款“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于以考虑。”第5条第2款“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按照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精神，刑事被害人可以直接请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退赔，也可以在刑事审判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退赔要求，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一规定改变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不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

从刑法目的解释的角度分析，仔细推敲《刑法》第64条，其规定未在第三章“刑罚”中，而是在《刑法》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的第一节“量刑”中，具体是针对量刑的适用，即被告人是否退赔赃款是作为量刑的考虑情节，而非具有实际执行的效力。如果犯罪分子已经将该财物挥霍、非法转让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追回的，应当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无法退赔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因此，刑法第64条的规定，主要是起到“具其加减”的作用，而非确定一种具体的刑罚，也非对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具体裁判。因而，笔者认为，责令退赔并不是我国刑罚的种类，将其作为刑事判决的一项内容稍显牵强。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规定》第2条对何种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予以了明确列举，其规定“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6)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根据前文所述，“责令退赔”有别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且刑事判决中的财产刑及财产部分仅包括罚金、没收财产、追缴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赔偿被害人损失等，“责令退赔”并不在其列，因此，有关执行的法律法规目前并未明确刑事判决中的“责令退赔”如何执行的问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据以申请执行，尚缺乏法律依据。

在诉讼法学中，被害人并不具备当事人资格，其既不是原告，也不是民事诉讼意义上的第三人，“将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则弊大于利”。[4]被害人即使参加了刑事诉讼，也多以被害人的身份参加审理，其陈述只能作为证据供法院参考，法律实际上并未赋予其任何实体权利，例如上诉权。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学体系下，被害人不是适格的执行申请人，其在诉讼主体上不具有正当性。假设被害人可以申请执行，那么，如果被害人对刑事退赔判决确定的退赔种类、数量、金额持有异议，该如何处理?如果赋予其上诉权，实质上就是允许其对刑事判决内容提出上诉，这无疑是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规定相冲突的，也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相符。

如果被告人对执行的相关事项不服，提起异议，又该如何处理?是以民事裁判改变刑事判决的内容，还是拒绝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救济?如果刑事案件责令退赔判决可以申请执行，那么被害人就不足部分提起民事诉讼后，民事判决确定的损失数额与责令退赔数额不一致，出现了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在退赔数额上的差异，那么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又应当以哪一份判决为执行依据呢?毫无疑问，允许被害人申请执行刑事退赔将导致刑民混同，不但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反而有损司法权威。

根据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权追缴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并将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及时发还给被害人。但是，这些司法机关的追缴、发还行为都是针对司法机关已经掌控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公安和检察机关针对的是没有随案移送的、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在侦查阶段扣押或冻结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而法院针对的是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在侦查阶段和审理阶段扣押、冻结的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刑事诉讼法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就贯彻刑事诉讼法分别所作的解释、规定，对在案件的侦查、审理阶段司法机关没有掌控的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由谁来追缴、如何追缴以及由谁来强制执行退赔、如何强制执行退赔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而实际上，在侦查、审理阶段没有被发现和掌控的赃款赃物等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在案件审结后也很难被发现和掌控。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在受到了最严厉的刑事处罚后，是很难再积极主动退赔的。因此，允许被害人申请执行刑事退赔在操作层面上缺乏实际的意义。

对于刑事退赔，既然被害人不能申请执行，那么，如前所述，刑事退赔代表着国家的司法权威，是公权力运行的体现，如何完善该项制度，使刑事退赔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显得尤为重要，鉴于目前司法实践中，责令退赔程序方面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又缺乏相应的法律文书，有人提出推行“刑事退赔令”制度，笔者较为赞同。所谓的刑事退赔令，是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由职权机关以刑事退赔法律文书形式，责令犯罪分子将其犯罪所得原物退还给被害人，在原物灭失情况下，令其以等额价款或者相同种类物赔偿被害人，并最终以退赔与否作为犯罪分子量刑情节的文书载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四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二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