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裸官”缺的不是法条而是执行力思维导图

对于“裸官”民间通常解读为，他们抛妻别子，不是要排除家庭琐事的烦扰，以利自己全心献身工作，做一名称职的公仆，让作为雇主的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服务竖起大拇指，也不是要将自己的妻儿强行送到“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接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式的人生历练，而是无一例外地打上无形的烙印，攀上隐形翅膀，自动肩负起随时准备“金盆洗手”后抽身外逃的嫌疑。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这些“裸官”们的存在，并非近一两年才兴起的“行为艺术”，他们贪了一笔又一笔，跑了一批又一批，而今说要控制他们，掐断他们的外逃路径，谈何容易。而且，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中，并非没有禁止公仆“裸身”服务的条款，缺的恰恰是对政策、法条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力与监督力。甚至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局部，还成了一个“纸糊规定”监督另一个“纸糊规定”，成了一个“裸官”监督另一个“裸官”的老子与儿子的虚置监督关系，这样的监管“裸官”形态很不靠谱。

这方面当然不缺实例，单拿最近发生的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因公率团出国考察滞留他国不归来说，就是一起典型的“裸官”出国后“着衣”的案例。我们在国内又是开除党籍，又是行政开除处分，看起来出手较重，但这对已奔去和先期出国的妻儿团圆的杨湘洪来说，痛感可忽略不计;国家商务部曾公开披露，至2003年底，全国有4000贪官外逃卷走公款500亿美元。而今时光又过去7年，相信不管是外逃人数还是外卷公款去与妻儿相会的“裸官”，一定是个惊人数字。

要扭转这一局面，威慑这群“裸官”并非无策可施，甚至仅需规定一条：一切“裸体”者不得为官即可。记得前苏联为治“裸官”，除了“裸官”不能为官外，对凡是出境不归官员，一律以叛国罪论处，并采取各种特殊手段，将钱与人悉数追回治罪，后来外逃官员明显减少。我们不妨向他们学学这份治吏狠劲，在早发现早处理“裸官”的同时，跟进所有出国官员的信息全部在大众网络上透明化、公开化，让公众能动态监督出国官员的目的、行程、范围、花费等。

这样做几乎可以出手制胜。我想，13亿中华儿女，德才兼备之人才济济，缺了少数故意“裸体”的意识灰暗、价值迷离、服务粗糙的官员，为纳税人服务的航船照样迎风破浪向前进，GDP照样“蹭蹭蹭”往上蹿。而这样，那些准备实施“裸行”的公权力才能得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监督，才能进一步守好国门，扎紧家贼外逃的篱笆，防止新的“裸官”借国外考察之机一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