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危及全球思维导图

“我们还在对新政策进行审议阶段，何时出台尚无时间表。”当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高级政策分析师莎拉考特曼以此作为美国官方在为期两天的“中美技术与战略贸易研讨会”的最终表态时，台下的龚先生已经出现愤怒：“美国方面经常一再要求我们补充客户材料，中国的客户回头又会骂我们，工作越来越难做。”

而会议讨论的核心——针对美国去年7月公布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扩大对华高技术出口制度范围的争议，依旧没有最终结果(详见本报2月2日头版《中美舌战高技术出口管制》)。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公布一组数据：2006年中国对美国顺差超过1400亿美元，占贸易顺差总量36.8%，比出口欧盟各国带来的顺差还要多500亿美元。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司长王琴华等中国官员们皆公开表态，美对华的高技术管制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堪忍受的补充材料

“我们非常关注政策的细微变动。”全球最负盛名的电子经销商之一美国安富利(AVNET)驻香港的区域物流经理Alex K.C.LEE，近几年对中美高技术管制领域的动向已经形成了职业敏感。实际上，在过去十年中，安富利已经从一家只卖美国产品的公司转向了代理销售全球产品。

“我们的供应商有一半是欧盟、日本等其它国家的企业。”LEE先生说，但是让安富利亚洲公司困惑的是，已成为半导体等核心零部件全球最大消费国的中国，也是受美国出口管制政策限制最多的地区之一。

由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严格管制，安富利在华的业务变得比其它地区要复杂得多。

他举例，假设联想公司今年2月初要向美国TI(德州仪器)采购一批民用PC芯片，则安富利中国区公司需首先通知美国总公司，由总公司向美国商务部相关部门提交出口许可申请，通常在一个月后，美国方面会要求安富利中国区补充联想作为最终用户的材料，其中包括由中国商务部出具的确保联想采购本批芯片不会转用于“军事用途”的说明函。繁复的手续后，联想最快今年5月才能收到货。他补充说明，美国对中国“最终用户”的审查，也包括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例如全球最大代工厂商伟创力。

有相同经历的龚先生对“补充材料”的繁复已经忍无可忍。他说，销售同样的产品，每一单业务每一次都要重新申报，美国官方要求补充说明的内容甚至包括设备摆放的位置、设备维护人员的名字，用该设备生产零部件的型号和图纸等等。

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些设备相当部分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皆已可以生产。他告诉记者，已经有一半不堪忍受的客户转向欧洲和日本去购买。

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年-2005年，中国自欧盟、日本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分别增长了71%和151%，而美国只有38%。

王琴华亦透露，当天与会企业中还有美国波音、联合技术等顶级公司代表，它们皆认为美国政府保守的管制政策有损公司在华利益，并自愿加入游说美国政府的行列。

受伤害的全球产业链

来自英国的中间商Michael(音)公司的一位女士当场向美国官员们发问：“我如何得知和确保我的客户在购买产品后，不会转售给其它有可能涉嫌用于‘军事用途’的第三方呢?”

事实上，会后一位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人士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不少包括中国用户、中间商、美国出口企业在内的企业在获得产品出口许可证后，由于被认为违反了美国“合格最终用户”规定而受到处罚。

据他介绍，处罚的原因包括：涉嫌将从美国购买的设备折旧后转卖其它用户，而该用户“有可能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用从美国购买的设备生产了申报说明之外的零部件等等。而受处罚的范围包括“整个商业链条上的人”，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用户，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的美国企业、经销商都将受到制裁。

“从过去十年看，美对华出口管制的松紧是波动的。”龚先生说，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对华政策，出口管制也相对宽;“911”之后美国经济受到较大打击，“很多产业萎缩，出口管制也相对放松”。

然而最近几年，管制再次收紧：根据中国商务部1月30日发布的对美对华管制新规定草案的评论意见认为，新规定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的范围，增加了47项原本不需要许可证的款项。“美国的管制尺度完全是服务于自身的、单边的。”龚先生说。

而前述LEE先生认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美国显得非常保守，因为美国制造商大都在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设生产基地。同样的美国产品，安富利可以通过美国供应商在其它地区的工厂采购后，再通过自己在中国的20多个分销机构卖给中国的最终用户，只要该出口国没有加入美国的“瓦森纳协定”，就可以规避相关的美国管制政策。

实际上，即便是已经加入美国“瓦森纳协定”，对华持相似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欧洲各国，由于其对华出口产品管制表现得远比美国宽容，因而吸引了更多的经销商转向欧洲寻找货源。大多数外资企业认为，美国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跨国公司的运作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