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经验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思维导图

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有助于出口商调整生产,使出口产品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规定,从而避免生产的盲目性,使其产品较易进入目标市场。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也能节省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在各个自贸区协定没有统一的原产地规则的情况下,政府容易因地制宜地制定某种原产地规则作为推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工具,而在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下,政府的这种行为就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近年来,美国分别与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除汽车以外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几乎完全一样,这必将产生较高的效率。欧盟近年来积极推动现有的和将来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协调一致。1997年,欧盟发起的“泛欧制度一体化”使已有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以统一的方式实施。1997年以来,泛欧模式已融合进欧盟新的优惠贸易安排的伙伴成员。在协调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10月决定,将简化其在与第三国签署的优惠贸易协议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规定。

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仅是判定产品能否取得享受优惠待遇的标准,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特点的规则,实现保护敏感行业以及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这在汽车和纺织服装业产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规定,汽车产品的增值比率按净成本计算为50%,而NAFTA规定将这一比率提高到62.5%,目的在于阻碍日本汽车产品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在纺织服装产品上,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未对原材料构成加以限制,NAFTA规定服装采用“纱以后”原则,棉纱和人造纤维线采用“纤维以后”原则,NAFTA之后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加工过程又做了进一步限制。

美国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2003年1月,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对酒精饮料、甘油酯等产品解除了原产地规则。2003年10月,NAFTA缔约方宣布了一项旨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原产地规则的建议。

四、各自贸区服务贸易和投资措施的协调

在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下,美国和欧盟自贸区对服务贸易自由化都采取了“负向清单方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单中的领域外,其他的服务贸易是没有贸易限制的,并且新的服务部门被自动地纳入到该协定下。这一方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方式不同,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列明清单方式。“负向清单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协定覆盖的领域,能够产生更大的贸易创造。同时,由于新的服务部门自动地同时纳入到各个自由贸易协定下,从而减少了贸易转移。

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同盟内各国经济从一个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的发展将产生过渡性调整的代价。短期内这种代价可能很大,表现为暂时的失业和生产能力闲置,从而引起过渡时期福利的损失。在过渡时期结束后,资源将通过重新配置转向较好的用途。显然,在区域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越强,这些过渡性损失就可能越小。美国和欧盟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大多数都包含了资本转移和避免资本控制的承诺,实现了企业资金、利润的自由流动。

五、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力争在各个层面上获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而且针对中国原有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中心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状况,坚持立足于亚太的同时,构筑自己的多元重心模式框架,实现由单一重心向多元重心发展,在每一地区都重点培养贸易伙伴。

应注重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从性质上讲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贸易协定。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既加强了联系,避免被孤立,又为将来进一步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建立FTA——打下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低层次的、非机制化的合作可以方便快捷地升格到更高层次,而不用经过漫长的可能性研究和冗长的谈判过程。

各个FTA协定的规则应协调一致,包括协调一致的关税和非关税水平及减让进程、原产地规则和便利化措施等。这有助于节省谈判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也有利于FTA范围的扩大和不同FTA的合并。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注意。2005年APEC《釜山宣言》就呼吁推动建立高质量、透明、趋于一致的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鼓励各国使用APEC关于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条款。

各个FTA协定应具有层次性。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注意APEC签订的先后顺序。在与不同国家签订APEC协定时,顺序不好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由此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混乱和调整成本增加。对此,一个应遵循的原则是:应先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相近的国家合作,再逐渐扩展到和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样能减少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当然,这纯粹是经济学的考虑。事实上,签订APEC协定的优先顺序选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外交问题。二是新的APEC应当能够减少旧的贸易扭曲。如果新APEC伙伴国比已有的APEC伙伴国更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优惠措施就应当足以消除旧的贸易扭曲。如果不比已有的伙伴国更具优势,优惠措施就以不产生新的贸易扭曲为限。

自贸区数量应适度。过多的和重叠的自贸区协定会带来多次的、反复的贸易转移,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行政成本和调整成本,所以自贸区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当一个国家刚开始签订自由贸易区的时候,随着签订协定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贸易创造等收益大于贸易转移和调整成本等损失,因此整体收益随自贸区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当数量达到某一界限时,边际损失就会大于边际收益。

自由贸易区规模应尽可能的大。一体化理论认为,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能够减少贸易转移和调整成本等带来的弊端,同时有利于实现更大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频繁和大量的自由贸易谈判会带来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减少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建立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安排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述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