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民待遇”为何没完没了思维导图

张近东不满缘于目前外资零售企业享受的种种“超国民待遇”。他表示，受到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享受着地价批租等方面的诸多实惠。张近东举了一个例子，在天津一个地方，有一个项目，苏宁谈了半年都谈不下来，而外资零售企业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价格还比我们便宜。

其实，这样的例证何止一起，外资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也不是一次两次见诸报端了。一直以来，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合法性都遭到公众的质疑和诟病，然而就是屡禁不绝，“按下了葫芦起来了瓢”?这究竟是为什么?一言以蔽之，是一些地方政府畸形的“招商观”在作祟。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因为外资是请来的“客人”，自然应该受到“超国民待遇”。

为了吸引外资，一些地方可谓“高招”迭出。在招商引资中对外商“有求必应”，近乎“媚商”。如对外商从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到给外商提供“超国民待遇”，赋予各种特权，不但使招商引资的成本不断提升，也因为一些违法“优惠”，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从这个角度来说，畸形的“招商”已经成为“招伤”——国家、地方和公众的利益因招商而遭到损害。这不仅是一个荒唐的行为，而且是一个涉嫌违法的行为。并非我们太敏感，而是一些地方让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确实伤害了我们的民族尊严，也确实对中国国民的国民待遇构成了居高临下的歧视。

例如，2009年10月，西部首个外籍人士集中生活区——四川成都天府国际小区对外国人开放。在这个小区内，除了教堂、中英双语幼儿园、西式医院、图书馆、户外运动场所等硬件设施以外，其物业管理也将与国外接轨。为了确保该小区的纯正“血统”，当地采用“只租不售”的方式，确保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外国人，真正成为提升当地投资环境的载体。

这显得有些荒唐。凭借我们的理解和判断，我们十分担心，恐怕很难就这几个问题给出底气十足的肯定答案。若不幸我们的担心成为现实，那么一些地方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就超出了本地中国人的待遇，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超国民待遇。在这背后，这种“超国民待遇”影响破坏了社会公平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外资企业拿着“超国民待遇”当令箭，在中国市场上“攻城略地”、“所向批靡”，这种完全不对等的竞争环境直接造成了民族企业竞争力减弱和恶性竞争的生存环境。曾几何时，外资企业在取得土地、税收等政策待遇面前是何等“风光”，而我们的很多民族企业却躺在别人的“摇篮”上去挣着微乎其微的加工费艰难度日。

而拥有“超国民待遇”的权力的外资也不自重，他们就如当年上海租界中的外国人，高人一等，颐指气使，导致一些外企在中国频频“出事”。例如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雀巢奶粉“碘超标”、东芝大连的500多名员工“罢工”、戴尔的“邮件门”、朗讯“商业贿赂事件”、索尼的“问题相机”等等。他们的某些行为甚至与奸商、欺诈、违规、失信等联系在一起，招来了市场和公众的质疑和批评，甚至是法律纠纷。

必须指出，对外资赋予“超国民待遇”，表达的不是中国人的“礼仪”，也不是说中国人具有多么高尚国际主义精神，要把外国人当主子，以外国人马首是瞻。我们欢迎外商来投资，但是我们何必要用“超国民待遇”来作为欢迎和招揽的条件?给予投资的外商普通国民待遇，让他们和中国人享受同样的投资环境，享受同样的管理和服务，享受同样的政策，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