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产业政策与wto规则相容性分析思维导图

中国入世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不断，表现在中国人世5年内就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受阻。从2004年12月11日起，中国进入一个关税和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的“后过渡期”。历时两年。这是中国入世后的关键过渡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贸易摩擦呈现出高发的态势。尤其是处于后过渡期的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专家组认为，GATT1994第3，2条中“国内税”(internal charge)的支付义务并不发生于产品进入另一成员方领土的那一刻，而是源于国内因素，发生在该产品已经进入到另一成员方的领土之后;而GATT1994第2.1条b项中的“普通关税”(ordi-llary customs duty)发生在进出成员方海关那一时刻。中方将其措施解释为一项关税措施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它发生于汽车零部件已经进入到中国领土之后，而不是在进口那一刻，这些措施均应属于GAIT第3.2条中“国内税”范围。而不属于GATT第2，1条b项中“普通关税”，据此审查中国的上述措施应依据GATF第3.2条“国民待遇”条款，而不是中国主张的GATF第2.1条b项。专家组分析了第125号令的第5条、第28条后，提出了三个理由：(1)这项费用是向汽车制造商而不是一般进口商(无论是制造商还是供应商)征收的;(2)这项费用并非基于零部件进入中国关税领土而征收，而是基于那些部件来自其他国家和/或其他进口商被一起用于组装汽车;(3)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同一批装运的相同的进口部件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率，取决于哪个被组装成了整车。专家组认为，如果在进口到一个成员关税领土之后，产品的组装能提供一个关税分类的依据，这个关税分类制度将损害作为WTO协议核心原则之一的GATT1994第3条规定的国民待遇义务。

在否定了中国关于其措施应适用GATT第2.1条b项的主张后，专家组开始审查申诉方提出的有关中国措施与GATT第3.2条不符的请求。专家组引用了上诉机构在“加拿大一期刊案”中所做的分析，即应当分两步来审查一项措施是否符合该条款：第一，审查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否属于“同类产品”(like products);第二，审查该进口产品是否被以超过国内产品的税率征税，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性的，那么就存在违反第1句的情形。第一步很简单，专家组认为，“原产地”是区分国产与进口零部件唯一的标准。而且本案申诉方满足了他们的举证责任。至于第二步，专家组引用了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类税”案中的分析，即上诉机构对“超过”(in excess of)一词建立了严格的标准，只要一成员施加了不符合GATT第3条的税费，即使是最小数额的“超过”也是太多了，因为GATT1994第3.2条第1句是对歧视性征税的禁止，不以贸易效果为条件，也不受最低标准的限制。

专家组最终认定，由于中国的措施仅仅是针对进口的汽车零部件，而国产汽车零部件并不受制于此，中国政府对于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实施了高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国内税措施，这与GATT1994第3.2条第1句不符。笔者认为，中国仅仅以“是边境措施，不属于国内税范围”来抗辩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GATT1994第3条的广泛和根本目的，是避免国内税和管理措施中的保护主义。具体地说，是确保国内措施不以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的方式适用于进口或国内产品。申诉方认为，中国对外国进口汽车配件的税收政策有歧视嫌疑，旨在鼓励中国汽车厂商使用国内汽车配件。专家组在判断中国进口措施是否违反GATT1994第3.4条时，主要审查以下三个要素：(1)涉诉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是否是“同类产品”?(2)涉诉的措施是否是有关影响其国内销售、分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律、条例和规章?(3)进口产品所得到的待遇是否低于国内同类产品?

关于第一个要素，专家组认为。GATT1994第3.4条中的“同类产品”的范围比GATT1994第3.2条的范围还要广，那么，既然前面已经确认，那么本案涉诉的进口汽车零部件与中国国产零部件当然也是GATT1994第3.4条意义上的“同类产品”。关于第二个要素，专家组认为，中方只强调这些措施是一种“边境措施”或者“海关措施”。中国并没有否认其措施属于GATT1994第3.4条中的“法律、条例和规章”。因此，专家组认为，中国的三部规章属于适用于全部汽车制造商使用进口零部件情形的强制性法律、法规。至于第三个要素，专家组援引了上诉机构在“韩国一牛肉措施”案中的论述，来解释“低优惠”(less favorable)的含义，即“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之间形式上的不同待遇对于证明违反GATT1994第3.4条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充分的。判断是否给予进口产品以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待遇应当考察一项措施是否改变了与市场相关的‘竞争条件’从而对进口产品造成损害。”专家组认为，一方面中国实施的认定构成整车的标准和行政程序给汽车企业带来了负担、增加了装备费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内同类产品并不适用于涉诉措施所形成的行政程序，而仅适用于进口产品。“使得从装备一个新车型到鉴定中心鉴定的全部装备过程面临一个实质上的延误”，因此这些措施改变了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对进口零部件造成损害。基于此，中国的措施对进口产品给予了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优惠，这与GATT1994第3.4条不符。

笔者认为，美、加、欧等国挑起这场诉讼的实质目的，是修改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实现变相进口，将中国的汽车工业变为他们能控制的组装业。但是，第125号令确有欠妥之处，容易引发争议。而且无论外国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外商投资企业还是本国汽车零部件商都没有得到好处。

中方认为，在WP Report中，中国政府承诺对CKD和SKD的关税不超过10%。但前提条件是中国为CKD和SKD“单独设立”了税号，而该税号在中国人世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第93段规定的前提条件没有发生，因此违反第93段承诺的问题就不存在。然而申诉方认为，中国的涉诉措施实际上已为CKD和SKD划出了需承担25%的关税界限。因此中国事实上已为CKD和SKD“设立”了关税。鉴于此，专家组调查了《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公约》(HS Convention)关于商品编码的规定，发现各成员设立超出6位数水平的不同关税税号(tariff lines)已是一种共同的关税实践。专家组分析了中国第125号令第21.1条对于CKD和SKD构成整车特征并以整车缴纳关税的规定，认为“一旦中国决定于2004年和2005年实施涉诉措施并通过该措施系统地为CKD和SKD进口设置某种关税号，这一行为有效地为CKD和SKD‘设立’了关税号。”尽管中国根据其国内法律体系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以何种方式建立新的税号，但是在评估适用中国第93段的承诺的条件时，专家组必须考虑中国措施的实质性影响。由此。中国通过在关税表中为CKD和SKD设立单独关税税号。并且颁布涉诉措施。已经满足了适用第93段的前提条件;那么，中国将CKD和SKD视为整车征收25%的关税。就违反了它在第93段中“不超过10%的关税”的承诺。

此案尚未了结，中国已向DSB(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上诉，意味着中国要走完所有的程序。汽车零部件争端不仅仅是进口关税问题，也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产业本身的问题。中国入世7年，所面临的履行人世承诺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无论是人民币升值、中国产品出口成本上涨，还是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水平，中国在球场上不停地奔跑接球。中国的贸易伙伴在做教练时是“无所不用其极”，迫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和修改国内措施。对此，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不断地在学习游戏规则。一方面我们要严格按照WTO的相关规定去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维护国家利益，据理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