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美国对华反倾销中的生产要素方法思维导图

1、所用来计算各要素价格的信息都必须是公开可获得的。但如果某个要素是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供应商购买，并用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支付，商务部将采用实际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来确定该要素的价格。如果某要素中只有一部分是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供应商购买，并用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支付，另一部分则是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供应商购买，商务部将采用实际支付给市场经济供应商的价格来确定该要素的价格。

2、对于原料、能源等要素投入，商务部一般依靠公开可获得的统计平均数。商务部认为，相比一个反映许多买方和卖方之间大量交易的公开可获得价格，一个替代生产商报告的单一投入价格可能更少地代表了该投入在替代国的成本。

3、直接规定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率。商务部首先将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er Capital GNP） 进行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回归方程。然后将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各自相应的工资率。商务部每年将采用最新的相关数据，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工资率进行修正，并将修正的结果公之于众。

一般情况下，各要素投入的价格，应直接依照替代国的相关价格数据确定。但如果某个要素投入为生产商自行生产，而并非从供应商处购买获得，就会产生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评估自产投入的各个要素（也就是上游投入）来确定其价格？随着中国企业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个问题经常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的确，如果不评估上游投入，一体化带来的高生产率、低生产成本的好处就无从体现了。

从中国聚乙烯醇案件， 以及越南冷冻鱼片案件看来， 商务部的实践是评估自产投入的每个要素，而不是直接评估自产投入本身，因为这样的做法通常产生最准确的正常价值。但有以下2个例外：（1）评估上游投入将导致不必要的复杂；（2）评估上游投入将导致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无法得到充分反映。关于后一个例外，商务部解释到，生产一体化公司的制造费用可能会比非一体化的公司更高，因为自产投入的生产需要更多的机器，并且资本成本会由此更高。因此，除非商务部能确信所适用的制造费用率反映了一体化生产过程的制造费用，否则商务部将不会评估上游投入。

在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申请人主张中国企业的一体化程度比替代国的高，并因此要求适用更高的制造费用比率。而且，经常“一不留神”，商务部就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例如在中国阿司匹林一案的终裁中，商务部就基于申请人的上述主张，对中国产品适用了2倍于印度生产商的制造费用比率。

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一些副产品制造出来后相继被生产商销售以抵销生产成本。从实践来看，在计算正常价值时，商务部一贯的做法是允许用副产品销售来抵销生产成本。具体做法是：首先，确定副产品的替代价格。然后，用副产品的销售数量乘以替代国价格计算出副产品抵销总额。最后，从总成本中减去此数额。

在阿司匹林案件中，商务部指出，关于副产品销售的一般实践是允许抵销副产品的销售数量，而不是整个生产数量。虽然商务部的调查问卷只要求应诉人报告副产品的产量，但这与副产品抵销无关，也并不意味着商务部不允许应诉人报告其副产品销售量。

此外，在中国糖精案中，某中国企业对副产品销售采取了“积累”应收款项的方法。这种做法造成调查期间的副产品销售和非调查期间的销售难以分开。因此，虽然该中国企业极力主张此“积累”应收款项方法在化学制品生产商中非常普遍-因为副产品销售通常只是全部销售的较小部分。但商务部仍以它未能证明其任何副产品销售发生在调查期间为由，拒绝给予副产品抵销。

一般而言，商务部不得倚赖受补贴的价格作为非市场经济案件中的替代价格。1988美国众议院会议报告指出“在评估（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素时，（商务部）应当避免使用任何它有理由相信是或怀疑是倾销或受补贴的价格”。但何谓“有理由相信或怀疑”呢？是不是任何有关存在补贴的证据或信息，都可以成为相信或怀疑的理由呢？从中国碳酸钡案件来看，一般只有存在反补贴调查终裁的结论，商务部才认为“有理由相信或怀疑”。商务部还指出，依靠一个初裁结论来确定要素投入是否受到补贴，并非适宜之举，因为这些结论是正在进行中的、不完善的、可能要变更的。

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