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品被反倾销的几个深层次问题思维导图

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7款规定，该条的其他规定均不影响关贸总协定第6条1款的注解。该注解是：“承认，对来自贸易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且国家确定所有国内价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为确定倾销与否而进行的价格比较存在特别的困难，为此，进口国可认为，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比较并非合适。”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一直以总协定中的这个注解，作为它们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特殊反倾销法律的多边依据。美国率先于肯尼迪回合后，发明创造了寻找替代国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格的方法，从而开始扭曲倾销本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歧视的反倾销法律。欧盟于1979年采纳此方法。不难看出，欧美事实上是自己解释发挥了总协定第6条的注解，为自己国内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反倾销政策找根据。但是迄今为止，总协定和WTO从未适用过该注解，也从未曾有机会讨论过欧美国家所发明创造的这种替代国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在其反倾销法中单方面规定替代国的方法，并不存在与WTO《反倾销协定》的一致性。

总协定关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注解，只是承认出口价与出口国国内价的比较可能不合适，并没有规定在不合适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价格比较，也并未规定此事留由缔约方自行其事。自关贸总协定生效以来，到今天WTO的半个多世纪里，关贸及WTO从未适用过该注解，可以说，该注解一直是一纸空文。况且，中国今天早已不是“国家完全垄断贸易和确定所有产品价格”的国家，可以说，欧美对中国实施替代国的价格比较方法，在WTO中无法律根据可言。

然而，欧美在中国加入WTO谈判中，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要求在反倾销中继续使用替代国的方法，目的就是对WTO的规则作出保留。最后的谈判结果是，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欧美国家可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换言之，在此期间内，欧美国家在比较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时，可背离WTO规则，而以替代国的正常价格为比较的基础。因此，中国企业在欧美等国的反倾销应诉的恶劣法律制度，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中，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以欧盟为例，对中国应诉公司的歧视做法在于“一国一税”政策，即无分别裁决。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欧盟使用各应诉公司的正常价格和出口价格，比较得出倾销幅度。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欧盟反倾销法明确规定正常价格要用替代国的正常价格。然而法律并未规定不得用每个应诉公司的出口价格。所谓的分别裁决，或曰分别税率，是指用替代国的正常价格与每个应诉公司的出口价格比较，得出倾销幅度。欧委会在大多数涉华案件中，不问中国应诉公司出口价格之高低，一律将应诉和非应诉企业共同平均得出一个出口价格，与替代国正常价格比较后得出一个统一的倾销幅度。最后计征统一的反倾销税，适用所有中国公司，不管其是否应诉。这种“一国一税”的做法，不仅没有法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可言，而且事实上阻止了中国公司在欧盟反倾销案中的应诉，因为应诉与否，结果对谁都一样。而无公司应诉，则欧委会按反倾销法使用所谓的所能掌握的最佳材料断案，这种缺席判决往往导致高额反倾销税。

欧盟对中国实施“一国一税”和不给分别裁决措施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企业不独立于政府，反倾销税只能是一个统一的税率，适用所有中国公司的产品，否则，给各公司分别裁决，则获得高税率的公司，经政府干预，其产品可通过获得低税率甚至是无税率的公司，向出口欧盟，导致规避了反倾销税。

中国企业在欧盟法院就“一国一税”的歧视做法，进行过不懈的抗争。

欧盟一审法院1996年7月11日对黑龙江中化公司诉欧共体理事会草酸反倾销案作出判决。中化公司指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在反倾销诉讼中，应自动得到分别裁决。欧盟反倾销法只是规定不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格，而没有规定不考虑各应诉公司的出口价格，在应诉公司的出口价格方面，应把各公司的出口价与所选定的替代国的正常价格比较，从而得出分别的税率。然而一审法院却以可能规避反倾销税为由，拒绝了中化公司的论点。法院仍以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不独立于政府为出发点，认为如果给分别裁决，则获得高税率的企业，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获得低税率的企业向欧盟出口，从而规避了应征收的反倾销税。此案中，法院承认应诉公司的独立法律实体地位，承认反倾销税直接事关它们的利益，但基于规避反倾销税的可能性，法院支持了被告欧盟理事会关于不给分别裁决的主张。

欧盟反倾销法对“一国一税”和分别裁决问题，从来就没有条文的规定。欧洲法院承认欧委会在此方面有广泛自由裁量权，使得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在法定的使用替代国正常价格的歧视性做法上，雪上加霜。欧委会就中国企业是否独立于政府和是否可获得分别裁决，有一个内部掌握的4条标准：

条件一排除了国有企业获得分别裁决。事实上，欧盟给予的十分有限的分别裁决，均是给合资、独资和私营企业，从未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欧盟反倾销诉讼中，与外资企业相比，往往承担最高的反倾销税。比如在前述节能灯案中，厦门某国有企业与未应诉公司一样，被课以最高反倾销税。在山东某大型合资企业中，虽然外方合资成分占60%之多，且企业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均为外方人员，但因董事会中中方人员之一是地方邮电局副局长，被欧盟认为企业董事会中有政府官员，不能给予分别裁决。在销售自主权方面，没有外贸权的公司以及确定有内外销比例的外资企业，都被认为没有销售自主权。在节能灯案中，厦门某私人企业因无外贸权而没有获得分别裁决，结果被课以最高反倾销税。

条件二主要是针对外资企业。事实上，中国从1979年有外资法时，就明确规定了外商可将其所得汇出境外。中国吸引外资几十年，外商利润汇出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有的外资企业中的外方成分并不真实，往往难以拿出利润汇出的凭证。

条件三涉及外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对主要外币的汇率。人民币现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企业出口创汇，按当日汇率折成人民币记入企业银行帐号，需用汇支出时，凭商业合同即可从其帐号上按当日汇率换成外币支付。因而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与欧盟要求汇率遵从市场汇率是一致的。实践中，欧盟对此没有太多质疑。

条件四是指欧盟在调查中要确信，被给予分别裁决的企业，今后不会被用来为其他没有获得分别裁决的企业出口，换言之，获得低税率的企业在征税后只出口本企业产品，不得暗渡陈仓出口获得高税率的企业的产品。

替代国方法无法做到公平合理地确定中国产品的倾销与否和倾销多少。以欧盟为例，欧委会当局在选择一个适当的替代国方面，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且往往受制于被选国企业合作与否。在前述节能灯案中，中国企业反对用墨西哥当替代国，因为该国企业生产的节能灯寿命长达1万小时，而中国企业普遍生产的是6000小时的经济型灯，两种产品并无可比性。中方建议比较有可比性的印尼或韩国作替代国，欧委会采纳了中方的建议，但是印尼和韩国的企业却不合作。本案最后实在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国，欧盟仍然用墨西哥当替代国，导致对中方不利的结果。

欧盟1998年5月对中国、印度、韩国等出口到欧盟的钢丝绳立案反倾销。原告欧盟钢绳业联委会EWRIS?和欧委会立案通知均主张用挪威作替代国。挪威生产成本高，其国内价格甚至比欧盟厂家的价格还高，用挪威的正常价值与我出口价格相比，势必导致高额的倾销幅度。在欧盟法律规定的“立案起10日内对替代国评论”的规则下，应诉公司在决定聘请律师之前，于立案的第9天提出了对替代国的意见：反对用挪威作替代国，建议用印度当替代国，同时保留推举其他合适国家当替代国的权利。建议用印度的主要考虑也并非基于对印度市场和价格的调查，因为企业尚不具备跨国调查的条件，而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劳动力、原材料成本的比较价格优势，所选的替代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与中国要有可比性。但是印度生产过程、技术水平、原材料供应方面，与我应诉公司是否具有可比性;印度的生产和在其国内市场销售的同样产品是否有足够的数量，是否至少不低于中国向欧盟出口该同样产品的5%;印度国内市场是否有足够的同样产品的进口，市场运作正常，不得有价格垄断如卡特尔?和价格扭曲如货币贬值?等情况等等，这些问题在该公司提出印度当替代国时，并无调查和了解。欧盟初裁时同意了该公司的要求，用印度当替代国，结果导致高额初裁税率。

中方对有关国家和材料进行了调查研究，初裁后抗辩印度当替代国并不合适，主要理由如下：

与美国对华产品反倾销制度不同，欧盟1998年4月出台了对中国市场经济问题的反倾销法修正案。根据修正案规定，欧盟将在个案处理基础上来审查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正案规定了五条标准，经欧委会审查，企业若能达到欧盟规定的五条市场经济的标准，则可不用替代国正常价格，而用企业自己的正常价格。这五条标准是：

目前，印度、马来西亚、土耳其和泰国等，在对华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均效仿欧盟的上述标准和做法。

根据上述修正案，市场经济地位不是自动给予的，而是应诉企业必须主动申请并举证，经欧委会调查核实同意，方可取得。如果拿不到市场经济地位，则看是否达到分别裁决条件。

标准一：生产投入、销售、投资方面的价格成本，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国家干预。

该标准表面上似乎回避了企业所有制问题，针对产品构成要素和销售定价。但实际上问题的背后，仍涉及所有制问题。欧委会在问卷中，要求企业提供原材料供应的情况，以及原材料供应商的所有制情况，以及工人工资构成的情况，其目的在于看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构成要素是否是在市场机制下运作。在欧委会看来，凡是来自进口或私营企业的原材料，都是市场关系，而来自国有企业的原材料，这可能含有政府干预成分。因此，在通篇问卷中，欧委会不仅看应诉公司的所有制情况，而且还要看该公司生产所需，是由何种所有制企业提供的。如前所述， 没有外贸权的公司和确定有内外销比例的外资公司，被认为没有销售自主权。

标准二：企业要有一套用于所有场合的、按国际会计标准审计的财会帐簿。

该标准考查企业是否有一整套准确的会计帐目，记录生产成本、生产投入如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以及记帐所遵循的原则。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的主要法律是“一法两则”，即《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应该说，我国企业会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国际会计标准没有本质的差别。问题是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严格按照一法两则记帐。厦门某石材企业系私人企业，但是记帐严格清晰，财产的来源清楚，折旧摊销规范，财务入帐走帐明了。欧委会办案人员到该公司核查两次，反复核查发票、凭证、明细分类帐、总帐和报表，最后给予该公司市场经济地位，用该公司出口价格与该公司成本加费用加利润比较，该公司没有倾销。

标准三：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包括资产的折旧、债务的偿还等，按市场经济下的法则，不得有歪曲。生产成本构成、财务收支状况方面的详细说明，要反映市场经济关系，包括企业财务、记帐、分类、合并、调整帐目的原则，制表原则、数据处理、帐目调整、赊帐冲抵、债务偿还及平衡等，不得有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换机制过程中遗留的财务问题。该标准主要是考查企业的资产和产权情况。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财产拥有产权，在转制过程中，企业所需资金，向银行贷款，有时在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经政府介入，银行该笔贷款转成了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而该标准就是要明确企业自己的产权情况，资金帐目往来情况，以确定企业是否自身在承担债务。所以，问卷中要求企业提供其贷款和偿还的情况，说明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来龙去脉，折旧摊销情况。

标准四：企业在法律保护下经营，包括受制于破产法和企业财产法的约束，企业不受政府干预而成立或关闭。同样是厦门的石材企业，某集体石材厂就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集体企业是全体员工所有的企业，但是这并非法律上所讲的产权所有，企业员工辞职，并不能带走任何财产;根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集体企业清算后，剩余财产要归主管机关管理，企业员工并不能分得财产。

标准五：汇率方面遵从市场汇率。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与欧盟要求汇率遵从市场汇率是一致的。

上述五个标准中，对企业而言，主要是标准二和标准三，其他标准相对容易。这与企业管理水平，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相关，在迄今为数有限案件的实地核查中，被查企业的财务制度有待完善。有些企业没有独立会计师或审计师的审计报告，或非常简单的报告，没有详细的资金帐目的情况说明。

自1979年以来，各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已近500起。绝大部分诉讼案的结果，要么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要么中国企业承诺最低价格，这均对中方不利。应该说，在反倾销诉讼中，欧美用替代国的方法来比较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是导致反倾销案数量增加和较高倾销幅度的根本性原因。这种替代国的方法，从中国加入WTO时起，仍将实施15年。

就中国企业而言， 应该充分认识到，每一个反倾销诉讼背后，进口国生产厂家的实质意图就是削弱外国同行的竞争力，直至将它们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只有积极参与反倾销的诉讼，进行充分详实的论证，据理力争，才能保持在海外的市场，从而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具体建议有：

● 一是因情势变化，可适时要求期中复审;

● 二是积极参加到期复审，一个反倾销税为期5年，到期前要审议是否继续征税;

● 三是企业如达到标准可申请新出口商复审。标准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