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思考思维导图

近年来,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产品的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业的产品,都可以列入倾销产品的范围,反倾销的产品范围越来越广。其中既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有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大多集中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产品,如纺织品、五矿化工产品、家电产品、钢铁、农产品等,其中农产品,80年代每年受到反倾销指控平均约0 .4起,90年代上升为1. 7起。

自1979年我国出口产品首次遭遇反倾销以来,次数不断增多,截止2003年底已达618起,在这600多起案件中,70年代仅2起,80年代平均6起,90年代平均30起,基本上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从1994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被反倾销投诉的国家。

在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中,没有一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来,涉案金额日渐增大,超过1亿美元金额的案件已达15起,如1994年的鞋类案达3亿多美元,1995年的旅行箱包案达6亿多美元,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

由于对华反倾销歧视,国外可随意确定中方倾销幅度,且不断增大,例如美国80年代对我国产品征收的反倾销平均幅度为90%,而90年代平均幅度上升将近130%,又比如1993年12月墨西哥甚至对我国出口的鞋类征收了高达1105%的反倾销税率,这些反倾销税率,已远远超过了可能存在的倾销幅度,如此高的反倾销税,迫使我国有的商品完全丧失了国外市场。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特别是美国低迷、日本经济持续不振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国内产业困难加剧,在关税、进口数量限制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逐步被弱化或取消的条件下,为抵消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数量限制对本国工业带来的冲击,WTO允许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便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各国纷纷把反倾销作为便利而有效的首选保护措施。另外,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外贸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种类多、数量大,与某些国家的贸易顺差拉大,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调查的受害者。

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机电、化工等低附加值的产品,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的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大多数企业不对国际市场进行细分,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对价格以外的竞争手段重视不够。一方面,一些出口企业由于急于成交,没有对进口国市场作认真分析,报价较低,易使进口方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调查研究,不重视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往往使一些“好货”卖不出“好价钱”;再一方面,一些企业未能根据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变化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反倾销的概率。

我国企业对国外反倾销调查不应诉或应诉不积极,没有认识到反倾销已经演变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手段,担心自己即使应诉,赔了律师费不说,却没有打赢官司,就是赢了,却让别的不应诉的企业“搭便车”,心理不平衡,结果是痛失了国外市场。典型案例就是我国彩电遭遇欧盟的反倾销案,1986～1995年期间欧盟分别对我国和韩国的彩电进行反倾销,此时我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彩电销量一直超过韩国,但是在遭到反倾销之时,我国企业没有一家应诉,而遭同样厄运的韩国三星和LG公司积极采取行动,提出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产品并没有在欧洲市场形成倾销,结果避免了高额税收。目前,韩国彩电仍然走俏欧盟市场,而我国彩电被排挤在欧洲市场之外。

我国反倾销机制建立较晚,至今还很不完善,反击力度弱。而西方发达国家反倾销机制已有上百年历史,澳大利亚在1901年,加拿大在1904年,美国在1919年相继有了反倾销法。而我国是在1997年,由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才初步建立了反倾销体系,《条例》中的有关内容还很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

《反倾销协议》是于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上形成的———《关于实践1994年GATT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后来WTO继承了GATT的原则,协调和管理各缔约方的反倾销立法和反倾销措施的实现,并使《反倾销协议》更趋于完善,要求各成员国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能够遵守其中的共同规则,使反倾销案件处理公平合理,为当事人提供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减少调查当局裁决的任意性。所以我国要意识到加入WTO后,我国均享用以上权益,以多边反倾销协议签约国的身份来抑制其他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行为,保护我国的产业和产品的出口。另外,WTO对于反倾销争端的解决达成了《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这套争端解决机制为WTO各成员国更有效、公平解决反倾销争端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它的具体执行机构是争端解决机构(DSB),在成员国对争端磋商不成时,DSB就统一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它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目的都是维护各国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寻求相互间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WTO还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的关照,如果解决争端的措施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的利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处理。我国在加入WTO后,就可以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下寻求帮助,对其他成员违反贸易规则的事件讨回公道,消除他国对我国在反倾销方面的歧视性待遇,阻止他国的倾销行为。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我方可以提请对方对我国的国情予以考虑,争取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优惠待遇,充分利用DSU来维护我国的各项权益。其次,我国要利用缔约国的身份,积极参与多边反倾销协议的制定和修改,也可以对其他成员国的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不当之处可以要求修改以消除对我国出口贸易不利的制度因素,逐步扩大我国的影响和发言权。

我国应在符合世贸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国务院于1997年制定的反倾销方面的《条例》,虽然是较好地做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但是《条例》在若干方面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所以我国必须尽快完善本国的反倾销机制,加快制定反倾销的实施细则,在《条例》基础上,制定一部符合WTO反倾销法。2004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决定,将外经贸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相关权力集中到商务部,将反倾销调查和产业损害调查相结合,构建起我国的反倾销法律,以便更好地保护国内产业。

实施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变,改变价格是唯一重要的竞争手段这种竞争方式。首先要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品牌形象,增强产品的可持续竞争力,提升我国企业的形象。其次,企业要主动调研国际市场,在充分考虑进口国同类产品售价的基础上,搞准自身产品市场定位,制定出合理的价格,既能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又能从源头上减少我国产品遭受反倾销指控的可能性。最后,在市场选择上,不要把目标市场过于集中,而要使市场多元化,以前我国产品大部分出口美国、欧盟、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对华反倾销是最严厉的,所以企业要改变经营战略,扩大产品种类,拓宽出口渠道,积极开拓新的市场。

加速市场化,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我国唯有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全方位的提高市场化程度,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方可早日成为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而免遭贸易歧视。另外政府要加大交涉力度,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促使各国尽快调整对华反倾销政策。近年来经过各方努力,被动局面有所改观,如欧盟、澳大利亚一些地区和国家已相继把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名单中删除,但仍有许多国家未取消对华歧视性待遇,因此,政府必须加大交涉力度。

总之,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将是一个痛苦和漫长的过程,反倾销也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持久战争。对此,我国企业要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要有策略、有步骤地层层推进,尽可能做到少交“费”、多获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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