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价值系统中法与正义的关系思维导图

第二，正义相对主义夸大了正义的主观属性，忽略了正义的客观性。正义作为观念具有主观性，但正义不是纯主观的利益追求和任意。任何正义都植根于不同个体共存的社会，基于相互尊重的人的理性，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尽管它有点游移和模糊。正象亚里士多德所言：“正义本身乃是‘他人的利益’，因为它所为的恰是有益于他人的事。”[3]第三，正义相对论者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要求正义研究是欠妥的。西方的学者常常以正义的不可验证性为由否定正义的存在，这是犯了“泛科学定义”的毛病。正义原则固然不可能象物理学原理那样在实验室里得到验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存在与价值。对正义的研究属价值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不同。正义的不可验证是指正义在实验科学领域里的不可验证。不是指正义的不存在或正义完全不确定。

三。法的价值与正义单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一词可以有不同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讲，法的价值即法的评价准则。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法理学作品中所讲的价值问题就是评价准则，他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中，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这三种含义是不同的，不应加以混淆，但他们又是密切联系的。法促进哪些价值，实际上就是法的本质与目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法学家有不同的理解。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实际上是指法不仅是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同时他本身也有特定的价值。例如，一般的法总意味着某种理性、效率和秩序，而与非理性主义、不顾效益和无政府主义是相对的；现代社会的法，一般的说，意味着某种民主、自由与平等，而与专制、独裁是对立的。我们在研究法促进哪些价值时，必然会涉及到法本身具有哪些价值。法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必然是会有矛盾的，银而就有对它们进行评价、协调、选择的问题。在研究法的价值时，不应仅讲法促进哪些价值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用以解决这些矛盾的评价准则问题。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正义对法律具有评价作用。民谚所谓“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杆秤（正义）无时不在拈法律的份量（良、恶）。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氛围里，这种评价的力度是不同的。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不但是政治权威的拥有者，也是道德权威和真理权威的拥有者，所以实在法与正义之间的张力不足，在权力层面上正义几乎难以评价法律。在社会层面上，这种评价始终存在，但是软弱无力。在民主法治国家，无论是在权力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正义都发挥着强有力的评价作用，不正义的法律被拒绝认可为法就是典型的表现。正义被吸纳为法源的一部分，正义可以填补法律空白，正义可以作为纠正法律失误的力量，正义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在西方国家最迟从古罗马开始，法观念就是“选择性”的，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国家制定的法律如是不正义的，则被拒绝作为法律适用。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法律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法与正义才发生“疏离”，因而产生“恶法亦法”的观念。这一观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法治浪潮中已逐渐失去市场。事实上，任何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都有一个坚定的正义基础，并接受它们评价，因为人们无法单凭暴力长久维持非正义的法律制度。汉儒所谓“可以在马背上得天下，不可在马背上治天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正义对法律的进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正义推动了法律精神的进化。法律的根本进步在于法律总体精神的进化。法律精神进化的主要动力在正义。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法律现代化。正是正义推动了法律内在价值的转换：由前现代的特权、压制、国家本位走向现代的平等、自由、个人本位（人权）。正义是自由、平等、权利的精神家园。早在古希腊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人们就用正义反对奴隶制，启蒙思想家用正义谴责封建特权引发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世界性立宪运动；美国人用平等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促使美国法律不断进化等均是适例。（2）正义促进了法律地位的提高。法律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大致有两种型态：人治型和法治型。正是正义观念推进了法律由人治型法向法治型法转换。亚里士多德当年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的第一条理由就是法治比人治公平。在一个正义声音被扼杀或声音微弱的地方是难以建成法治社会的。（3）正义推动了法律内部结构的完善。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控权立法的产生与完备。正义与自由、平等不可分，政治正义要求一个产生于民众、服从民意、保障人权的政府。如何才能防止政府滥权之害？如何防止政府脱离民众、高居于民众之上？如何防止腐败？历史告诉人们只有通过法律才是最保险的。正是在正义的推动下，法律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正义观推动了宪法的产生。宪法是权利法，也可以叫正义法（真正的宪法，不是钦定宪法），宪法是权利宣言，它的作用是通过宣示一组权利作为政府的边界以限制政府，通过规定政府的结构与权力限制政府妄为。其次，正义推动了控权行政法的产生与完善。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部分是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行政程序与对行政侵权予以救济，这种以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是正义的产物。再次，正义推动了程序法量与质的提高。正义的不变内容主要是程序性的，严格的程序可以排斥重要的不正义，所以程序法的完善、程序法成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归功于正义。就诉讼程序而言，现代程序法包括了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法的分化与专门化是现代法律的一道风光。现代的程序法已从传统的诉讼程序延伸至立法和行政领域，目的在于用严格的程序限制立法与行政行为的主观任意性以实现正义。最后，正义催生了专门针对国家机关的诉讼形式：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用正义之剑纠正不良立法和不良行政。（4）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的一致、公正的管理，对法律来说，就是法律应当得到良好的实施，官方行为应与法律保持一致。通常的法律适用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对法律实效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个缺乏正义追求的社会，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法律的实效。

上述正义对法律的推进作用主要是通过“纠错”来实现的，正义是法律的“校正器”。正义对法律的纠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制度外的形式，一是制度内的形式。前者即洛克所谓“诉诸苍天”，中国所谓“官逼民反”。正义（其最低的要求是生存）最终会使不正义的法律、对抗正义的僵化制度发生崩塌，重建正义的法律。这不是法学讨论的范围。法学只讨论第二种形式：正义在制度内促使法律进化，纠正不良立法。这种纠错机制主要有：（1）衡平。衡平即公平，当人们认为某一法律不公正或严格遵守法律会导致不公正时，可以申请国家直接适用正义而对抗不良立法。罗马法中就有衡平机制，英国在14世纪甚至形成了有别于普通法的衡平法系统。与此类似的中国法律制度有始于汉代的“以经决狱”。（2）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制度使公民可通过诉讼途径纠正不良立法。被司法机关宣布违宪的立法通常将失去效力。（3）立法。通过立法途径修改不正义的法，以纠正法律中的不正义。法律对正义的功能关系具有或然性。就个别法律或某一时期的法律来讲，它对正义是否具有推动作用是不确定的；正义的法律确认、推动正义的实现，不正义的法律则会对抗正义、阻碍正义的实现。但是法律作为整体却对正义有推动作用。因为法律所具有的形式化特点使人际关系稳定化、明确化、规范化，这本身就排斥了任意分配社会资源这一最大的不正义，即使是最专断的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任意暴力对人身和财产的侵犯，是对弱肉强食的邪恶的否定。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要素能使正义观念较好转化为现实。法律通过实现达到惩恶扬善的结果，有利于正义观念的传播。

五。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与正义是不可分的：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在于实现正义。法律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体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