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主体与宪法基础思维导图

“市场主体”显属偏正词组，是指“市场中的主体”，换言之为“市场参与者”。“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参与者”则是商品交换场所的出入者。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基本的“参与者”是交换双方和仲裁人（第三方）。交换双方是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组织和个人，第三方则是保障商品交换顺利进行的组织和个人。在基本参与者之外，随着专业化程度加深，还会派生出其他附属参与者，比如中介人、行业协会。

与“市场主体”近似的另一个概念是“市场经济主体”，这显然是与“计划经济主体”相对应的概念。联系现实来看，“市场经济主体”更倾向于设定主体所处的经济体制环境，在语境中潜在有变革、适应的含义，即“经济主体”要过渡成为符合“市场经济”精神的主体，即成为“市场主体”。

与“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相比，“经济主体”的内涵最大，它可以包括任何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不问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较早提出“市场主体”概念的中央文件是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要搞好立法规划，抓紧制订关于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但什么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包括哪些内容，并没有明确。之后，1993年12月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公司法》。1994年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到：“按照宪法的要求，常委会把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为了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及时制定了一些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和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法律。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财产责任等作了规定，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此，“市场主体”作为“企业”的代名词有了权威依据。

之后，“市场主体”逐渐成为一个经验术语被不同的国家机关共同使用，但是使用的内涵却不尽相同，举例如下：

这种概念内涵的差异尽管有一个历史原因，但是如果固化（比如将“市场主体”等同于“企业”）之后，很可能会形成定式思维，在立法和处理问题时难免会出现模糊现象，不仅增加了各别立法的成本，还不利于市场精神的贯通实现，比如，企业化的事业单位是否可以既依赖政府拨筹又分割市场利润？政府职能能否让渡给非政府部门？教育、医疗单位能否或者如何市场化？所以，澄清“市场主体”概念的含义不仅仅是进行文字说明，而且要解读其蕴意连带的社会价值和法律意义。

赋予市场主体以“意义”的表述源于经济体制对“市场”的引入，正因为后者是一个革新的手段甚至是一种新思想的导入，才使得普通意义上的“主体”负载了新的内容，在法律框架下，就表现为新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因此，“市场主体”概念对于承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法律精神和制度的转变。倘使将“市场主体”简单定义在“企业”，我们无疑会使改革的重心放在企业环节，此外的家庭、政府、学校等社会组织则游离在“企业”之外、市场之外。由企业的市场化单线型向社会辐射市场的理念，其作用在初始是可行的，随着市场的发展，其后过多的市场连带意识、功能将无法再由企业承担，比如“终身教育”、职工参与管理等，就需要社会多元支持来完成的，而其前提则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统一认识。

因此，“市场主体”的意义在于：

其二．它要求政策引导者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主体”的“市场化”，这其中，市场精神法制化是一项基本工作，即由立法明确市场精神，并将之行为化、规则化，为体制过渡和主体培养提供政策法律支持。

其三．它要求在立法构架下进行新旧主体构造的过渡，即既存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构造向变化的社会的主体构造发展，达到另一种主体构造的相对稳定平衡态。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利益的超习惯（非重新）分配基础之上，涉及社会各层面主体，因此具有全局性、结构性过渡的特点。

可以说，“市场主体”是浓缩了我国体制转轨中意识、精神、原则和规则内涵的概念，它标榜了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也体现了体制改革的动力——主体。由此，慎重使用该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是一件颇为重要的工作。

二．经济主体的宪法构造

表1：建国后四部宪法中经济主体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市场主体的宪法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以1982年宪法为基础，到目前为止，先后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四次修正。其中，1993年修宪将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法律化。经济主体也因了“市场”之缘而成为“市场主体”。1993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内容（第15条）。究其实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具体化为法律条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主要环节是：（1）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2）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环节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了贯彻上述精神，《宪法》修正案逐步融入相关内容。目前，除了“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之外，其他四个环节都已经反映在宪法中（如表2）。

表2：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在宪法中的体现

（1）尊重历史发展，鼓励多元经济形态并存，但是主次分明、差别有序，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据此，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各种所有制经济仍旧维持差别化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政策法律差异，代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也仍然带有“所有制”的标识，遵守有差别的政策法律。在此意义上，抽象市场主体的“平等”、“公平”、“自由竞争”的精神要服从于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因时、权衡原则。

（2）尊重现实情况，实行多元分配体制，但是仍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即体现了人权中劳动创造社会价值的平等权利，弘扬了劳动的社会美德；也照顾到个人财富，照顾到能力差异实质不平等所涌动的创造力，鼓励发挥资本等非劳动因素的社会潜能。在此意义上，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是基于劳动尊重的社会伦理，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体现这一基本精神。

（3）尊重国家主权，实行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为此，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遵循市场原则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所以，这种市场经济是以宏观调控为导向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发、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主体”也非“自然选择”的社会主体，而是遵守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体。

基于以上3点，不论何种企业，其设立和运营都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宪法》第16条、17条和18条，分别规定了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权利。不同类型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如何划分和确定，并非单纯依靠抽象的市场理念，而是要受制于我国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的特质，受制于企业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这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体现的中国特色。

基于《宪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述规定，《宪法》在对个人经济权利的界定上也没有给予广阔、深入的空间。我国《宪法》对公民个人经济权的基础性规定主要有：（1）赋予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事务（第2条）；（2）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13条）；（3）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第42条）。

可是，不管在用语上还是语义上，《宪法》都没有赋予公民经济方面权利以“自由”的表述，相反，公民在政治、宗教、人身等方面则享有相当的自由。按此逻辑，如果套用经济学概念，投资自由、经营自由、雇佣自由、税收自由、贸易自由等都是存在质疑的概念。这种质疑首先不是来自于对企业等商品生产、经营者权利的限制，而是来自于“市场主体”所依赖的经济体制并不是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主体行为的特殊性。如此，我们谈企业权、个人投资权、外商投资权等，都是在一个限定体制框架内表述权利。这种权利包含有“人权”的成分，但其根本上属于“社会经济权”，它依靠“人权”发挥作用，但又独立于“人权”而存在。这种差异，在具体法律制度中有很多体现。

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经济自由语义是普遍性的。比如韩国《宪法》第119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是以尊重个人和企业经济上的自由和创意为基本的”，这种赋予个人经济自由权和创意权的规定，是和该国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宗旨相符合的。

四．宪法市场理念在市场主体立法中的运用

《宪法》规定的经济体制环境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的立法精神和内容。主要表现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八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二条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14]《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

[15]《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

[17]《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