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律体系协调性的内涵及其标志思维导图

竞争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是指一国内各地区、各部门适用的竞争规则不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统一性必然意味着各竞争法则之间相互协调，既包括各竞争法律之间纵向协调，也包括各种竞争法律之间横向协调，还包括各种竞争法律的内部结构协调以及竞争法律的内容和形式与结构的协调。竞争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宪法的基本原则。而目前所存在的诸多竞争法律冲突，从各个层面损害了我国竞争法律制度的统一。首先，不同法律中的竞争条款对相同竞争行为的规定直接发生冲突。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与《广告法》第37条对于虚假广告的经营者的罚款标准规定不一。其次，不同位阶的竞争规则之间相抵触。在当前众多的部门和地方立法中，有关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特别规范与竞争法律相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些地方和部门立法对其涉及到的反竞争规范，不按照竞争基本法规定的幅度确定行政处罚、擅自改变竞争执法主管机关的做法等。此外，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于本部门、本地区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对竞争法律条款理解上的差异，制定的竞争法规或规章之间存在抵触。

“法的生命在于施行”。[1]竞争法律制度的实施是实现竞争立法目的、竞争法律价值和功能的重要条件。然而，竞争法律的有效实施取决于诸多因素，即使有一个协调的竞争法律规范体系，由于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执法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对相同或类似竞争案件的处理也可能存在差异，更不用说竞争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一方面，竞争法律规范冲突使得竞争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无所适从。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竞争执法多元化格局下，这种冲突所产生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面对相互冲突的竞争法则时，不同地区、不同的执法部门对同类竞争案件的处理就会完全不同，甚至会因一些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而依据上级请示或内部文件来处理竞争案件，从而产生一种奇怪现象——“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2]这给竞争执法工作带来严重混乱，影响了竞争执法的统一性。另一方面，竞争法律规范冲突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司法在法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就竞争司法而言，在实现竞争立法目的和立法价值方面更是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日趋明显，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竞争法的原则性更为明显，要利用这种原则性较强的法律来有效规范现实中不断变迁的市场竞争，更需要依赖法院的司法活动。而竞争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导致不同法院对相同竞争案件的裁判可能完全不同，极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尤其是当前中国的法院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更无权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进行评判的情况下，这种冲突给司法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造成法律冲突的内在原因，“不同的经济利益产生不同立法需求，利益的多元化使立法利益的含量越来越高”。[3]因此，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通过竞争立法来争抢竞争执法权。一方面，一些地方通过制定与上位竞争法律不一致的所谓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来阻碍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参与竞争，甚至鼓励本地企业从事反竞争行为。这样就会造成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中竞争规则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一些部门为了使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处心积虑地将一些有利于自身的竞争规范纳入部门规章之中，作为本部门执法的依据。这样必然会造成部门规章中竞争规则之间的冲突。基于上述动机而制定的相互冲突的竞争规则，不仅对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不利，而且还会加剧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阻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一些地方和部门通过利用竞争立法手段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刺激了部分官员权力的膨胀，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严重丧失，必然导致权力寻租，滋生腐败。此外，竞争法律规范冲突对竞争法制的遵守以及竞争文化的传播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竞争法律调整目标的协调性

（二）竞争法律原则的协调性

法律形式的科学合理，能有效地体现法律的正确价值取向，充分表达法律的内容。因此，协调的竞争法律体系首先应该是形式上协调的法律体系，这是竞争法律体系协调化最基础的构成要素。竞争法律体系协调化的形式要件主要体现在逻辑性、整体性和统一性三方面。

2、竞争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文字等形式符号而对应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样，竞争法律体系要通过形式符号来反映市场竞争状况，就必须强调形式符号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形式上的整体性要求构成该体系的各种符号之间和谐和协作。我国竞争法律体系的不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法律符号之间不能产生和谐和协作关系所致。比如，“相关市场”作为反垄断法的一个基本范畴，不管是卡特尔，还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是经营者集中，有些情况需要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针对目前反垄断执法分而治之的格局，可能会存在不同执法机构对“相关市场”认定标准各异的现象，为此，2009年5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作为各执法机构认定“相关市场”的共同依据。因此，只要考虑到竞争法律的形式符号总要作用于市场竞争关系，就会意识到竞争法律形式之间的协调对于竞争秩序维护的重要性。

3、竞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面对数量繁多的竞争法律规范，我们在构建中国竞争法律体系过程中，必须强调竞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竞争法律体系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竞争法律体系，前提条件是存在多种多样的竞争法律法规，并达到一定数量，形成一定规模。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竞争法律体系，多样性是竞争法律体系统一性的基础。当然，这里的统一性并不是众多竞争法律规范杂乱无章的随意堆积，而是内在统一的。为实现竞争法律体系的统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明确竞争立法权限，尤其在竞争立法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竞争立法权限是否明晰直接影响到竞争法律规范的协调性。二要规范竞争立法程序。三要梳理竞争立法内容。四要协调竞争执法机关间的关系。五要协调竞争执法机构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总之，没有统一性，建立竞争法律体系就没有可能性。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作为现代社会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手段，法律必须符合事物自身的性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条件和可能。[9]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在内容上必须反映并且符合中国市场经济竞争的真实状况和现实条件。

1、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应适应中国市场竞争的客观条件。“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一个知识体系。一个活生生的有效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知识。”[10]作为法治的重要部分，竞争法律体系就需要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知识，就需要反映并能动地回应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和现实条件。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就是顺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部法律依据当时市场竞争状况，对于当时较常见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予规制。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出现，因此，为了及时制止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需要对该法进行修改，增加一个一般性规定。

2、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应符合市场竞争的性质。竞争法律体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竞争法律规则和竞争法律原则之中。竞争法律规则是构成竞争法律体系的主要成分，其内容最直接、外在地为市场竞争关系的性质和状态所决定。中国竞争法律体系要维护和促进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使构成其自身的各种竞争规则符合市场竞争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因为“不同事物的性质必然产生不同的关系及其相应的法”。[11]比如，当前中国市场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和竞争秩序管理关系，前者是一种平权交往关系，后者为强制服从关系。作为中国竞争法律体系的各部分所规范的竞争关系主要就是上述两种关系，总体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市场竞争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的。但随着中国市场竞争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其综合性不断增强，需要对现行的竞争法律进行完善，以实现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关系的有效调整。

3、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应反映市场竞争的发展规律。“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规则”的主观表达和客观载体。[12]此处的“客观”就是指法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体制，竞争机制是其核心，优胜劣汰是其基本规律；但市场经济自身所拥有的盲目性、投机性和滞后性等弱点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这就需要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竞争进行干预，以免造成资源浪费。中国反垄断法能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管理，尽管该法在特殊行业垄断、行政垄断的规制以及监管机构的协调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此外，中国竞争法律体系还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逻辑上来说，形式合理、内容完备只是中国竞争法律体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中国竞争法律体系不以体现经济公正、提高经济效率和优化产业结构为归宿，所谓的竞争法律体系就会因缺少精神支撑和灵魂导向难以达到协调状态。

2、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率一般都被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通过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人们在经济效率方面的期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宏观的角度，国家的经济资源能够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和利用；另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较高的产品。[14]只有市场上有竞争，经营者才能对市场行情及时作出反映，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此外，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经营者就会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以便生产出低价优质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这样，经营者的生产效率就会不断提高。而国家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营者经济效率的提高务必以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为前提，而这种竞争机制的维护应该是竞争法律体系的使命所在。

3、中国竞争法律体系应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国内外竞争法的现状来看，对垄断采用的规制方式主要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两种。结构主义规制的重点是垄断状态，主要表现为对市场集中度的控制。行为主义规制的重点是垄断行为，主要表现为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垄断协议的禁止和限制。[15]事实上，两者没有优劣之分，一国竞争法采用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形势和反垄断要求。就当代中国而言，产业结构的过度集中，在我国绝大多数行业还不成其为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过度分散、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管理水平落后。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经营者集中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但它有助于推广大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提高其资金、设备的使用效率，带动中小企业成长，优化产业结构，打破地区、行业限制，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14]我国《反垄断法》基本上采用的是行为主义，但为防止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垄断企业继续阻碍市场竞争，也有可能采用强制解散等结构规制措施。尤其是《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对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并非一概禁止。只要其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益的，就可以不予禁止。可见，该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优化产业结构的立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