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包装的轮回 思维导图

平心而论，利乐宏大的绿色计划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迫于日益调高的环保标准之压。在环保意识较为普及的欧洲，环保标准的设立是掺杂了政治、商业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但在现实层面，却是公司在行业中生存的门槛。包装业不仅对纸品高度消耗、且因一次性消费产生大量废弃物而饱受诟病，在该行业中占据全球75%首要份额的利乐，压力尤为重大。

根据欧洲最新的2010年强制减排计划，利乐公司必须在全球将碳排放降至不到30万吨。“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利乐中国有限公司环境与企业传播经理姚特克说。

尽管中国市场上，利乐面临的公众压力小于西方市场，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增长，总部对利乐中国的环保要求丝毫不予放松，将其纳入公司业绩考核范围。况且，中国政府也推出了2010年强制减排目标。利乐中国所感受到的压力，只能日趋加重。

当然，利乐包装装本身设计有利于碳减排。一升单位内，纸包装碳排放为60至90克，塑料是其两到三倍，而玻璃的更高。但考虑到纸浆的高消耗量，最现实的解决方案，仍是每一个利乐包装的充分利用。“严格说来，从一棵树到做成纸以后，可以循环利用七次。之后，随着纤维越来越短，吸湿、润胀的程度会越来越差，就不适合造纸了。”利乐中国资深环保工程师崔忠伟对本刊说。

利乐中国的环保团队需要为此前仆后继。查海滨离职后，崔忠伟成为利乐3人环保工程师团队中的负责人。数年来，每个工程师平均接触近40家造纸企业，方获得10份订单。

在传统回收体系几近崩溃的中国市场，推进这一项目的难度超乎想象。在利乐公司总部会议上，中国员工无奈地发现，一些西方国家立法规定利乐包装装必须再生利用，并配有完整的回收产业链，因此环保工程师在实验室之外的工作只是进行社区宣传，无需像他们的中国同事那样，为一桩成交率极低的交易，跋山涉水。

崔忠伟们处于一个尴尬链条的中间。链条的起始，是中国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类体系，和有待培养的消费者垃圾分类习惯，这加大了分拣难度。而在链条末端，并不完整的环保产业链未将利乐包装装纳入回收系统。

这使得崔忠伟们必须找到更多的中国智慧，将这一链条中的断裂处弥合起来。

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富伦纸厂的成功经验，是利乐中国工程师实现业绩的主要方式。小企业产能有限，又有较强融资需求，乐于与利乐尝试合作。但这是一项繁琐的、低效的任务，从内心讲，本土造纸业巨头，仍是更理想的合作者。

事实上，工程师们的洽谈名单上不乏这类企业，其中也有不少对此表示兴趣，但更多的大企业仍受困于凌乱的产业体系，望而却步。

中国产能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玖龙纸业与利乐环保工程师有过多次接触，并已纳入玖龙的筹划之中，但迟迟没有实质性介入。据悉，玖龙纸业每天总产能有三四百万吨，仅一条生产线便有数十吨万产能，若采用新的生产原料，生产线改造成本高昂。而除却担心新原料的适用性，是否有足够的原料维持生产线运转也是玖龙踌躇良久的原因。

后者同样是个普遍性难题，利乐包装装回收工作发展至今，尽管在总量增幅显著，但分布十分分散。“我们不可能将全国回收到的利乐包装集中到一个地区，供一家公司使用。”崔忠伟说。于是，利乐和大型造纸公司的合作，目前只能限于单次的尝试性行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利乐找到南方重要的制浆造纸基地广州造纸厂，说服后者用利乐包装装分解出的纤维制造纤维纸。8月8日的《北京商报》即采用这种纸印刷—这个不错的开端并未给利乐带来长期订单。

利乐的项目之所以难于推进，在于它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解决多重困难。问题在现实中往往连缀在一起，为了保证回收原料的供给以说服公司合作，利乐中国必须将触角深入到松散的垃圾回收这一上游环节中。

一幅原生态的图景展现面前，但崔忠伟们也由此面临最大的挑战：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官方回收体系早已随着计划经济的褪色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城市拾荒者。他们和城市环卫工人一起，成了城市垃圾的第一道“门槛”。

在这种自发的分拣过程中，有用的垃圾被挑出来，无用的则留在垃圾箱内，直至被环卫工人送进垃圾填埋场填埋焚烧。至于什么有用、什么无用，全凭拾荒者的随机选择。

“环卫工人的垃圾车现在只起一个运输功能，不承担分拣功能，所以在中国的回收体系里，真正承担分拣功能的都是私人。”海淀回收公司副总经理、北京联合开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新对本刊说。

40多岁的李志新每天早晨6点半就要出门上班，打交道最多的是社区废品回收站，以及各处的废品集散地等。对于回收体系的变迁，李有切身体验。

2002年，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社区拾荒者迅速增加。同时，老旧小区的拆迁导致原有社区回收点被拆除，而新建小区内又没有固定回收网点，大批的流动拾荒者也给社区安全造成隐患。于是，海淀回收公司决定推行社区回收网络建设，通过在小区内设立固定回收点，“收编”流动拾荒者，以统一管理，规范操作的方式让废品回收工作走上正规化之路。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李志新。

这个过程加深了李对民间拾荒者的理解。后者的组织形态以近似于“老乡会”，例如，在北京的废旧物资回收市场上，拾荒者多为河南人和四川人。分散、不具法人资格的组织形态，无法和企业进行交易，这一点直接制约了利乐包装装回收产业链的形成。

在接触纸厂时，崔忠伟们一度不解的是，很多规模较大的造纸企业，其主要原料来自昂贵的进口废纸，中国俨然成为国外的废纸垃圾厂。

“一了解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崔忠伟说。一家产能上千万吨的大型造纸企业，通过进口废纸，可以享受一些退税、优惠政策。反之，从拾荒者手中购买国内废纸，后者由于没有正式交易身份，无法开具发票，企业无法享受环保退税政策。“所以，买国外的废纸反而比买国内的废纸要便宜很多。”崔忠伟说。

这方面，巴西将拾荒者纳入社会正常体系的模式或许值得借鉴。拾荒者合作社采取公司运转方式，以分拣垃圾收入支付水费、电费、以及合作社所有成员的工资、医保及社保。

实际上，社会和政府对于拾荒者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整个回收工作的成败。在巴西，各州政府会自行决定，从州里划出一块地方，供拾荒者、弱势群体免费使用。政府甚至会提供办公场所，教授他们如何做垃圾分拣，如何在城市流动时注意自身安全。因此，巴西虽然没有强制立法规定利乐包装装必须被回收，但却是全球利乐包装装回收率较高的地区。

但眼下，利乐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接近拾荒者，从而理解纷乱的城市回收体系。

对崔忠伟和他的同事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群体。

这些实际承担城市垃圾分拣功能的工作者，生活在城市的背面。每天下午三、四点，他们出去捡拾垃圾，凌晨一点，集中到路灯明亮的地方做分捡工作。“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这时城管和交警不会找他们。”崔忠伟说。清晨七点，卖掉垃圾的拾荒者终于可以找一个地方休息，等待下一个工作时间的到来。

崔决心接近这个人群，和他们成为朋友，但起初却碰了一鼻子灰。2005年，他说动上海一家物资回收公司的员工带他去见当地一个拾荒者组织的领导者。当他们找到他时，这个正在小区里捡垃圾的“头目”却掉头就跑。崔忠伟追了很久才把他追上。

面对崔忠伟的宣传攻势，这位拾荒者仍心存疑虑，担心捡回利乐包装装却拿不到钱。幸好同去的物资回收公司负责人当场答应预支款项，条件是必须把该地区所有的利乐包装装集中捡拾。

相互熟悉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为了打破拾荒者们关于“利乐包装装不可回收”的观念。利乐公司在一些城市组织了专门的拾荒者培训，崔忠伟也曾冲上讲台。

事实上，对这个特殊群体来说，除了宣传环保观念外，最直接的动力仍是经济利益。为此，利乐公司联合废旧物资回收的地方公司，向拾荒者承诺较高的回收价格。“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着力恢复利乐包装的完整价值链。”崔忠伟说。

通过操作利乐包装装回收项目，利乐的环保工程师触及到了中国回收体系的深层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更多人的努力。利乐中国管理层已然意识到，利乐包装装回收工作开展的瓶颈，不再是对企业项目运作能力的考验，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回收体系的再造，以及普遍公众意识的强化。

在一次演讲中，利乐中国区副总裁杨斌登台后第一句话问：“请问各位，你们的家中各有几个垃圾桶？”台下人面面相觑。

接下来，杨斌自问自答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至少准备两个垃圾桶，一个放厨房，一个放其它地方。”杨斌建议，至少应该在城市家庭推广垃圾的初步分类，即“干湿垃圾”分开。所谓“湿垃圾”，指剩饭菜一类，基本属于不可回收垃圾；而“干垃圾”即指包括利乐包装在内的其它垃圾，可被笼统看作可回收垃圾。

在河南的一个地区，利乐鼓励当地居委会发袋子给居民，将垃圾进行干湿分离。湿垃圾运走，干的留下来居民自行分捡、买卖。

令崔忠伟高兴的是，环保观念在城市中的传播多少还是带来了些切实改变。拾荒者不仅获得了收入，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现在很多的舆论、媒体、政府都打算给拾荒者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崔忠伟说，据悉，上海市已明文规定允许拾荒者进行垃圾分拣工作。

然而，利乐公司的员工在宣传这类理念时也意识到，在完整产业链缺失、并脱离法律制约的状态下，即使部分居民完成了初步分拣这一步骤，后续体系的不完善很可能使这类行为难以为继。在这场多方角力的博弈中，将环保理念更稳固地植入公众意识，势必要经过反复的成败交替，其难度并不亚于利乐所期望的产业链的重塑。

“目前这种产品回收渠道不畅，可考虑建立合理的回收渠道促进其回收的再利用，但关于其回收涉及中国人的资源意识，（其发展）有可能时间跨度很大。”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学者刘伟华感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