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实质是一场政治经济危机 思维导图

众所周知，这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更确切地说，美国的金融体系才是罪魁祸首。美国金融机构大量发行纸资产，而纸资产的价值依赖于一路走高的房价。这些金融机构一相情愿地认为房价不会下跌，然而这只是一种毫无依据的假设。房价还是下跌了，那些纸资产的价值也变得无法确定。这使全美金融体系陷入瘫痪。由于欧洲许多金融机构也购买了纸资产，所以危机很快蔓延至欧洲。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的确是一场金融危机。但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金融体系陷入危机，金融精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应该质疑金融工具，而应该质疑那些金融精英的能力与信誉。他们因为私利几乎违反了信托行业的所有准则，将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统统抛之脑后。

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试问，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否在平息危机的同时，让危机的始作俑者承担相应责任？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根据现行法律，金融危机中相关人员不负任何刑事责任。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体系中，缺失了界定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法律呢？难道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是一丘之貉，在同流合污？

于是，信任危机从金融体系延伸至政治体系。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开始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危机。当时，很多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惩戒留下这个烂摊子的精英人士，然而最终并无下文。在大量注资以稳定金融体系后，政治精英默许金融精英继续管理金融体系。这继而引发了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由于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不满，茶党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了。

在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先是引发了金融危机，继而带来了政治危机。欧洲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衰退，衰退的欧洲经济又加深了其政治危机。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危机更加严重，因为欧洲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与各个银行交涉，而需要欧洲各国去与各自银行进行交涉。欧洲中央银行出台的摆脱危机的政策倾向于偏袒北欧，特别是德国。经济衰退使其他欧洲国家的危机更为深重。希腊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目前有两种说法。德国人的说法是人们所比较熟悉的。德国认为，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政府不顾财政状况而继续维持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

对此，希腊人持不同看法。希腊认为，德国诱使欧盟偏袒德国。德国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出口大国。通过自由贸易区，德国迅速为其商品占领了市场。这就是隐藏在德国经济繁荣背后的秘密。然而，一旦危机来袭，由于货币政策被欧洲中央银行所操控，希腊没有能力贬值其货币；德国有能力继续出口，希腊却没有能力控制本国出口。这一切加剧了希腊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德国与希腊双方各执一词，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欧洲正面临着两场因经济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机。一场是类似于美国的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另一场危机则完全是典型的欧洲危机——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欧盟的生存危机。

政治精英对金融精英的操控以不同方式发生在美国、欧洲，这是一场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美国的政治精英规范金融机构、刺激经济、加强对经济部门的控制；欧洲的政治精英早已实质性地操控了经济，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更加有效地控制经济谋取最大利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受政治的操控。

一场政治经济危机已经蔓延至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还有挽回的余地，政治危机的后果是最可怕的。因为随着政治精英力量的削弱，他们会丧失操控其他阶层精英的能力。

到时，便可能出现第三次危机——当权的政治精英的合法地位可能会被动摇，欲取而代之的反对势力可能会因为某种共同利益团结起来。

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可能会认为，经济是脱离于政治而自主存在的一个领域，然而他们没有真正读懂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要比这深奥得多，所以他把自己的经典巨著称之为《国富论》，既关乎财富，也关乎国家。当前危机时刻的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从这部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乔治·弗里德曼(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