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上）思维导图

金融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不是外加的，而是内生的，这种内生性是伴随着金融中介机构的规模扩大和核心地位的加强而逐渐显现的。

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公司法理念都认为，公司的营利性特征决定了公司只需全力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公司如果能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公司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大公司的蓬勃兴起，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们对前述理念的质疑。从20世纪初的Berle―Dodd论战开始，无数智慧被投入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中。可以说，公司的社会责任理念改变了对公司本质的认识，它甚至已经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人类的理解。

那么，为什么公司的社会责任直到20世纪时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强调，甚至崇尚公司应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生性要求有一个从隐性向显性发展的过程，而这种隐性向显性发展的过程恰恰是人们对公司这一法律拟制工具之本质再认识的过程。这个演进过程最主要的催化剂就是公司的公众性、社会性特征的逐渐显露，使得公司成为关乎物质财富能否高速增长、人类追求幸福指数的目标能否实现、社会有限资源能否合理利用以及人类居住环境能否有效保护的最重要、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主体，甚至可以说，全球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成千上万的公司之作为。显然，在公司制度产生的早期，很小规模的公司即便存在贪婪的掠夺行为，一是很容易通过民事责任的追究惩戒公司，二是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市场择优选择的铁律可以轻易地淘汰这些不信义的公司。但是今天，技术和通信手段的发展使世界不断变小，任何公司的不当行为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全球的社会秩序、人类的幸福生活。无论我们是买商品还是买股票，都可能是支持了不法的公司在血淋淋地剥削劳工，在污染我们的环境，在过度地掠夺资源，甚至在毁灭我们的地球。英国女学者诺瑞娜・赫兹在其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当企业收购国家》一书中不无忧患地说，在目前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当企业的势力、财力胜过国家后，全球化带来的到底是福是祸？我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作者还特别提醒到，现今的世界是一个“企业暗中购买国家”的世界，企业资源超过国家，甚至企业家的地位高于政治人物。商业驱动、企业决定游戏规则，政府不过是执行他人订立的规则。但是，企业不是超道德的，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是环境污染、资源掠夺、贫富差别加剧等社会问题，政府的作为却十分有限。也许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比政府更有能力而且更愿意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在CEO的口中出现。

随着公司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公司的公共性维度显著增加，公司行为及其效果已经超出了个体行为的范畴而开始辐射社会和利益相关群体，具有了“权力”的色彩和特质。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蕴含于民事权利中的社会义务与其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成正比。所以，当公司规模扩大而使公司公众性和社会性增强时，公司不仅为创造财富而存在，公司更需要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和谐而努力。

金融中介机构作为特殊的公众性、社会性很强的企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资源配置的枢纽，其行业特性要求其对环境和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在业务上不断创新，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兼并重组成为现代金融机构整合的有效手段，也促使大规模跨国界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涌现，使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的风险性更大、技术含量更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频繁创新等等。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个世界在金融中介机构创新性的发展中快速变小，其创造的GDP成倍增长，规模、影响大大超过实体经济行业。到2007年底，全球股票市值为62.7万亿美元，债券余额为78.9万亿美元，100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达到96.4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更高达674万亿美元。四者合计，全球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是实体经济的16.4倍，而在1998年时，这个数据仅为6.2倍。如果金融中介机构只是一味地、贪婪地追求财富价值的增长，带给世界的负面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正因为如此，金融中介机构从其设立的那一刻起，就在追求财富增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肩负着社会责任，这是源于其企业的公众性和社会性的内在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中介机构早已从单纯的金融服务到不断推出金融产品以及不断地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由此逐渐发展为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并行，使得金融中介对于资金的供需双方都更加独立地承担商业风险。事实上，金融中介机构依靠其“中介技术”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的金融产品，也不断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金融业与许多其他服务业一样，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与技术相关的人力资源成本一直在稳步上升，并且可能继续上升。成本上升意味着金融机构将继续以相对廉价的机器设备来替代较为昂贵的劳动力。随着常规金融交易的开展越来越自动化，金融中介机构的人员将会花费更多时间去销售产品和向客户提供建议。”当金融中介机构为融通资金、服务客户提供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时，其能否坚持从公司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而尽力克服毫无顾忌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本能，是对金融中介机构的严峻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中介机构正在迅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世界政府”。

强调金融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源于其内在要求，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性、公众性和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已经对包括金融中介机构的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了一种预期，而且这种预期在不断提高。在美国，大学生买运动鞋时会看看鞋上有没有贴“负责任的企业”的标签，消费者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一杯星巴克“有社会责任的咖啡”，这是一种全社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也是消费者“用脚投票”对企业经营者所做的最好筛选和激励。承担社会责任的金融中介机构符合公众对他们的期望，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赢得社会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同，并最终给金融中介机构带来长期的、潜在的利益。大部分研究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社会参与行为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其社会责任的松懈，可能一时增加利润，但往往得不偿失，或名誉扫地，或因惩罚性措施而倒闭，无法实现公司的存续。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公众投资者（消费者）自然地接受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一方面从舆论监督的企业行为作出判断，瑕瑜自现；另一方面从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中也得到指引，加强了自我保护和对企业的监督。而随着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话题更加关注，企业也越来越需要提升自身社会责任方面的行动，以符合社会公众提升了的心理预期。这表明，金融中介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并不与其承担社会责任相矛盾，当公司负起社会责任时，它便可以改善公司所处的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的发展，最终并可为公司带来利益。

如前所述，金融中介机构是在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媒介实体，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向何人、为何向其提供资金融通以及由此而致的资源配置。随着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质量的高标准、环境污染的低指标、劳动者保护的全方位等社会问题，甚至将那些向不具备环境保护意识、肆意虐待员工、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中介机构视为帮凶，因为给这样的公司提供资金便利，就是认可了这些公司的项目，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甚至成为公司不法行为的推手。于是，社会开始要求金融中介机构应当在全球践行公司社会责任的潮流中扮演积极角色和急先锋，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s）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要求。

赤道原则的产生根源在于金融中介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当银行向一些大型项目融资后，由于项目产生的负面环境影响和引发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给银行声誉带来损失，由此包括政府、多边贷款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民众在内的利益相关方都认为，银行有责任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进行审慎性调查并督促项目发起人或借款人采取有效措施来消除或减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2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等9家银行在伦敦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会后由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和花期银行在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政策基础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针对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这项指南要求金融中介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是赤道原则，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之一，也是国际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行动之一。2003年6月，包括4家发起银行在内的10家大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2006年7月，根据国际金融公司修订后的《绩效标准》对赤道原则进行了修正并重新发布，即要求总投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新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旧项目扩容与更新现有设备有关的项目融资，以及项目融资财务咨询服务等金融行为，应适用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对于负责的金融中介机构来说犹如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使整个金融中介机构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得到了基本统一，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准，实现金融生态环境平衡。这种金融生态环境既包括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也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对单个的金融中介机构来说，接受赤道原则有利于获取或维持好的声誉，保护市场份额，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对金融风险科学、准确的评估，同时也能减少项目的政治风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以使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赤道银行客观上成为保护环境与社会的私家代理人，通过发挥金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达到真正的和谐。最关键的是，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很强的传导性，一旦其接受赤道原则，培育增强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观，成长为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全球视线和使命感的金融企业，也必然会将这种理念传递给其他企业，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截至2009年8月3日，随着荷兰富通银行正式宣布采纳赤道原则及其提供的一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全球已有包括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瑞穗实业银行在内，共计71家金融机构宣布采纳赤道原则，其中绝大多数是各国金融行业的领先机构，其项目融资额约占全球项目融资总额的80％以上。这71家金融机构中，中国只有兴业银行一家，该银行在2009年12月公布了首笔适用赤道原则实施的项目贷款。当然，我国一些金融中介机构已经开始酝酿采用赤道原则，至少提倡并积极承诺实行绿色信贷。中国银监会还发布《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贯彻落实。

赤道原则不是法律，金融中介机构无需强制履行。但在公司社会责任的大背景下，赤道原则实际上对金融中介机构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内在的和外在的约束力。内在约束指金融中介机构接受赤道原则是出于企业伦理、法律和经济上考虑的一种社会责任的自愿承担，表现为银行对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融资给予仔细慎重的审查并分级，评估该项目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要求项目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申诉机制、建立社会和环境管理体系等；外在约束主要表现为银行要通过聘请社会或环境专家进行独立审查、定期报告和对外信息披露等方式接受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监督。尽管赤道原则不是正式的国际公约或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但正是通过这种内外约束力来影响银行的内控管理和信贷机制，从资金源头上制约企业对社会、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了金融机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由于我国绝大多数金融中介机构未参与赤道原则，甚至普遍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视为一种慈善公益活动，而非核心商业元素，因而也遭致世界银行对中国银行未遵守赤道原则的批评。其实，遵守赤道原则不仅表明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且能通过其形象的提升而增加业务量，最终给金融中介机构带来巨大收益。比如日本瑞穗实业银行在2003年10月作为亚洲首批采纳赤道原则的金融中介机构，首先着手制定包括内部38个行业的实施细则的操作手册并建立内部操作流程。2004年10月，编制完成《瑞穗实业银行赤道原则实施手册》，并将其应用于全球的项目融资和财务顾问活动。由于采纳和实施赤道原则，使瑞穗实业银行的声誉和经营绩效得到显著提升，该行在国际项目融资排名由2003年的第18位上升至2006年第3位。就是说，赤道原则具有约定俗成的无法抗拒的威力，谁也无法忽视它，否则就在国际项目融资市场中步履艰难，甚至可能会在各种压力交织下被迫退出国际项目融资市场。赤道原则在推进金融机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今后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金融机构应积极学习、了解和接受赤道原则，适应国际惯例，向世界展示自身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从而降低融资的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