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房屋买卖院墙的权属争议之确定及权利救济思维导图

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原告与骆家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院墙之物权归属的确定、原告权利救济的方式等三个方面。

（一）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理论界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大多持否定态度。我们认为，实践中对待农村房屋买卖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思路。一律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做法既无益于交易稳定，也不利于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正确的思路应当是，结合个案的特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采取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方法来考察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1、买卖基础资格分析。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从该款的立法目的可以看出，农村宅基地因属集体所有，宅基地权利人原则上仅具有使用权。但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是获得在其上所建造住宅之所有权的基础，宅基地使用权人因合法的建造行为而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即因合法建造等事实行为发生物权效力。 宅基地使用权人因对房屋享有物权而具备了出卖房屋的基础。就本案而言，骆家正是基于对房屋及院墙的合法建造行为，取得了对房屋及院墙的物权，因此具备了出卖房屋及院墙的资格。从买受人的角度看，原告签订合同时虽非刘娘府村村民，但其当时的身份亦是农民，且买卖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从黑石头村搬出，骆家也迁出刘娘府村，在宅基地使用问题上，并未造成法律所禁止的一户多宅的状况。与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情况不同，原告受让房屋的行为并未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受损，实际上仅仅是使用权人的变更而已，从证据表明这种变更亦是得到该集体经济组织所认可的。

2、合同生效要件分析。首先，原告与骆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骆家已经实际交付房屋，原告也已占有并使用该房屋，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房屋买卖合同符合法律的基本生效要件。其次，从特殊生效要件的角度分析，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农村房屋，属于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办理批准手续方可生效的合同。那么原告是否履行了有关批准手续呢？从本案查明事实看，1992年5月原告申请再建房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履行了相关手续，且在刘娘府建房用地证中载明陈甲经92年4月14号经石证字第87号文买原西小府村骆家的宅院，村公所亦未对原告与骆家房屋买卖行为提出异议。因此，有关部门批准原告再建新房的行为，可视为对原告与骆家房屋买卖行为的认可，对原告作为宅基地合法使用权人身份的确认。故原告与骆家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对买受房屋及新建房屋均享有所有权。

1、房屋与院墙可看作主物与从物的关系，对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就一般社会常识而言，院墙的功能主要在于将本人房屋与他人房屋相区分，确保本人居住的安全性和活动空间的私密性。与房屋及内墙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同，房屋与院墙的关系从居住这一层面上来讲，在法律上可视为主物与从物的关系。房屋与院墙这两种物相互配合、按照居住的目的组合在一起，起主要作用的房屋为主物；配合主物的作用而起辅助作用的院墙为从物。 区分主物与从物，其意义在于：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时，对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以贯彻物尽其用原则。 院墙的权利归属，应以出卖人对院墙所具有的源权力为基础，出卖人若拥有院墙的所有权，其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对房屋的处分行为，自然及于院墙，买受人亦因此继受取得院墙的所有权。本案中，骆家始建房屋及院墙的行为，使其对房屋拥有原始物权。况且，在原告与骆家的房屋产权转让契约中，载明的房屋四至亦包括该院墙，因此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对该院墙享有权利。退一步讲，依物的主从关系原理，即使骆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未注明庭院四至，骆家将房屋卖于原告，原告仍可依对房屋这一主物拥有权利而及于从物院墙。

2、和解协议对不动产的处分不必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通常来讲，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要具备合同生效要件即具备合同效力。而本案，和解协议的内容涉及院墙这一不动产，因此在具备物权变动要件之前，协议内容即使符合法律规定，也仅产生协议成立并生效的可能，并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我们认为，2006年7月代某与陈乙签订的协议中原告代某表示该院墙系被告陈乙所有，无论从意思表示角度分析，还是物权变动要件的观察，都不应当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理由有二：其一，原告因害怕被告堵自家的水沟眼，为尽快解决邻里纠纷，作为妥协原告被迫承认院墙是被告家的。因此，放弃院墙权利的行为系受胁迫而为，并非原告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二，该协议中原告承认院墙系被告所有的意思表示，势必会引发对现有房屋所有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变动。而宅基地使用权的变动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履行相关手续，方能产生物权变动之效力。本案原告与被告所达成的协议既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亦未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不可能发生院墙之物权变动效力。因此，原被告所签订的和解协议并未能使院墙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原告仍是院墙的所有权人。

3、审批制度可视为农村房屋产权转移的物权公示程序。根据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登记制度为房屋物权的特定公示方式。而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农村房屋，农村房屋因为一般不允许买卖，所以并未对其物权变动实行房产登记制度，房屋权利人手中自然也没有房屋产权证。那么，农村房屋在特定条件下的物权变动是否需要公示呢？本案原告代某房屋及院墙的买受行为是否履行了物权公示的程序呢？我们认为，农村房屋在特定条件下的物权变动同样是需要公示的，只有公示方可产生公信力。本案原告虽然并未履行登记程序，但刘娘府村公所批准其翻建房屋，并颁发建房用地证的行为，可以视为原告与骆家的房屋买卖行为履行了公示程序，符合房屋物权变动条件要求，能够产生公信力。因为，村公所的批准颁证与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除了具体行为方式不同之外，在行为性质、公示效果以及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上并无不同。因此，原告因物权公示满足了房屋及院墙受让的条件，理应能够取得院墙的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