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下商鞅变法的利弊思维导图

商鞅变法的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概念的核心即为君权至上。变法的法并非法制，而是刑制。

他所倡导的法治是以维护皇帝的专制权力为前提条件的，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皇帝手中，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

商鞅认为西周时期的德刑互补已无法满足如今秦孝公富国强兵的需求，“礼制”无法让人们专心农战，只会造成对法制的轻视。秦国迫切的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途径来维护统治，因此商鞅提出要以法代礼，用法律来加强统治。

在商鞅看来，法治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法律可以定分，即用法律形式确定私有财产关系；其次，法律可以使权制断于君，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可建立起“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制度和法律制度；最后，法律能够胜民，即运用法律才可强迫人民从事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国君方可有效施行统治。

法律具有普适性，商鞅称其“壹刑”，即具有最高权威，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置身法外，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商鞅试图断绝一切私情，除君主之外，自卿相、将军乃至大夫，言行都应以法律为准绳。

刑无等级思想中，将贵族与平民纳入同一部法律的革新是史无前例的，值得肯定；而法律本身具有等级性，实际应用中无法做到同罪同罚，也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我们需要辩证看待。

以刑止刑包括两部分：在赏赐与刑罚中更加重视刑罚的作用；轻罪重判、小错重罚，通过严刑酷法达到“民莫敢非”的目的。

以刑止刑看似合理的推论实际上只能作为一种空想，理由如下：首先，商鞅认为刑罚可以威慑人们的情感，从而控制人们的意志。但是压迫超过了限度，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这样的苛刑峻法必将导致国家动乱，从而无法实现去除刑罚。以刑止刑只能作为短期政策来治理国家，从而产生短期的正面效应，如果作为长期政策贯彻下去，国家必将走向灭亡。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学术界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老庄和管仲是愚民思想的较早提出者。

老子认为要通过百姓愚昧无知的方式使人们丧失斗志与反抗意志，开发民智会造成社会动荡，要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入手，摒弃一切使社会安定；庄子的观点更为绝对，他认为要绝圣弃智，放弃一切观点与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管仲则认为圣明的君主会用法制治理国家而非智者，其后如李悝、吴起等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

支持愚民思想的百家诸子不胜枚举，但商鞅和韩非将其完整总结并发扬。其中，商鞅将愚民思想落实到措施，并将其不断具体化、完整化，对封建统治者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鞅认为人民属于工具，他提出愚民主张是为了达到弱民的目的。如果人民爱好学问擅于运用智力，就会对变法政策的实施形成阻碍。废除学问才能减少民间结成力量对抗君主的可能，有利于巩固统治。

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中：仅仅依靠焚烧禁毁无法达到弱民的目的，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让人民由内而外的轻视学问。

商鞅将性恶论贯彻进自己的变法思想中，认为人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更改，因而不可信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