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的几点思考思维导图

婚姻法是一部关系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关系社会的安定团结的重要法律。建国之初，年轻的共和国处在百废待兴、民主法制创建的时期，当时只有一部建国前颁布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而婚姻法作为建国后第一部法律于1950年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又经过两次修改，先后颁布了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民法编纂工作摆上了立法议事日程，婚姻法从体系上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独立的法律部门成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回归民法的过程中，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适应当前新情况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婚姻法，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规范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为构建文明的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2001年婚姻法颁布实施五年来，我国婚姻家庭状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可喜的新风貌:价值观的改变带来人们婚姻家庭观的更新、有爱情的自由婚姻已成为主流、美好家庭不断涌现。同时，包办、买卖婚姻基本上已进入坟墓，正如恩格斯所说，婚姻“除了相互爱慕以外，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封建家长制观念将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家庭成员间和睦相处，家庭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总之，平等、和睦、文明是我国婚姻家庭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也应该清醒地看到，21世纪仍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人们在生活理念、价值取向、道德评价中会出现一些误区。西方盛极一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至上、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仍会冲击和影响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其中突出的表现有二:

计算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方法，我国婚姻法未作明确规定，但将禁止结婚的血亲范围限定为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据此，学者将其解释为世代计算法。即用世代数来确定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一方法通俗易懂，简便易行，但不够精确。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是适用罗马法亲等计算法，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也采用此项制度。我国涉外婚姻以及涉港、澳、台地区婚姻数量不断增加，为了使我国的亲属计算方法更科学、更精确，为了保护我国公民，特别是大陆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国婚姻法以适用罗马法亲等计算法为宜。

从1950年婚姻法到1980年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于家庭制度只规定了父母子女关系和祖孙间、兄弟姊妹间的关系，而且只限于扶养关系，立法空白较多，需要增设以下两项具体制度，更好地保护子女的权益。

亲权制度指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和财产上的监督、管理、抚养、培育和保护的权利义务制度。亲权既是权利更是义务。亲权是基于父母子女之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而且此种权利义务是专门为保护未成年子女之目的而设立的。

从世界范围来讲，亲权在近代立法与封建时代相比，有了很大改变。即亲权从一种父权（对子女享有教育、惩戒、主婚等权利）的统治权力，转变成为父母为保护教育未成年子女而不可推卸的权利和义务。

目前我国婚姻法虽然有关于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原则规定及父母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但极为抽象。所以，亲权是亲属法（婚姻家庭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婚姻法学理论上有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的概念，但在法律上，没有婚生子女推定制度和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这就使得执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纠纷时没有法律依据。有的丈夫怀疑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有的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不能确定，等等。这些纠纷往往使孩子受到伤害。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原则，为了更好地保护子女和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增进夫妻双方的信任感和责任感，促进家庭巩固和社会稳定，应该建立婚生子女的推定制度和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

19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仅作了一条规定，对家庭财产制度无任何规定，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完善了夫妻财产制，但对家庭财产制度仍未作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小型化，但家庭财产制度仍需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父母的财产、夫妻的财产、子女的财产日益增多，这些财产有的是共同所有或按份共有，有的则是个人所有。为了保护家庭成员各方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应该建立家庭财产制度，如:大家庭中的财产如何分割，子女对自己所有的财产是否享有独立的所有权，父母离婚后子女财产应如何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5]

结婚制度所规定的结婚条件和结婚程序基本上是可行的。但它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加以补充。

1980年仅规定了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通婚，对于直系姻亲，拟制直系血亲未作明确规定。禁止直系姻亲，拟制直系血亲通婚是世界各国婚姻立法的通例。世界大多数国家均明文规定，禁止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即拟制直系血亲）通婚。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被收养人的利益，防止收养人滥用权利，图谋不轨。对直系姻亲不得通婚的规定，外国主要两种立法例:一是绝对禁止，即在姻亲关系因离婚或一方死亡而消灭之后，也不得结婚；二是相对禁止，即原则上不得结婚，但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批准，仍许结婚。禁止直系姻亲间通婚，是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也有利于子女后代的身心健康。我国婚姻法应明确规定禁止直系拟制血亲、直系姻亲间的通婚。即使解除了上述关系的男女，原则上也应禁止通婚，但可设定豁免性规定。旁系拟制血亲和旁系姻亲间的通婚不应予以限制。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它涉及到生理、心理、伦理和法律等各方面，进行婚前教育早就已成为某些国家采取的举措（如俄罗斯、美国等），目的是使结婚者掌握婚姻的规律及基本常识，懂得珍惜爱情、珍惜家庭，化解婚姻矛盾的应对方法，总之，使结婚者“明明白白的结婚”，尽最大可能防止家庭破裂的悲剧，保持家庭的稳定，这也符合建立学习型家庭的道德要求。

夫妻人身关系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婚姻效力的重中之重。除了现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外，有些学者认为还应增设有关配偶权的内容。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其它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其内容包括住所决定权、同居权、日常事务代理权、相互扶助义务等，增加配偶权的规定可以使夫妻关系得到全面、系统、实质性地保护。

与之相应的还应对夫妻同居权的依法行使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有通奸、姘居和重婚行为者则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如果对方予以宽恕的，可以规定免责条款，以稳定家庭。

我国现行婚姻法实行的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有制，并承认约定财产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夫妻间的财产内容、性质、种类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夫妻特有财产、夫妻约定财产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保护善意的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安全。笔者认为，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还必须补充两点:一是要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未经对方同意一方不得擅自处理。共同财产中的房屋、车辆等只署一方姓名的，仍认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另有约定的除外。二是约定财产制是一种要式行为，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善意第三人权利，应当履行一定的程序，未经公证或登记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6]

1980年婚姻法颁布之后，感情破裂说取代了法定理由说，从此感情破裂与否成为决定婚姻关系是否应当继续维持的标志，婚姻法第二次修改时学界又对“感情破裂”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就离婚的立法原则而言，应当坚持破裂主义，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不尽科学，应以“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其理由:一是婚姻关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精神生活外，物质生活与性生活也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而感情只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只有感情破裂才是婚姻解体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感情破裂并不能涵盖离婚的全貌；二是感情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不应也无法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而婚姻关系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三是司法实践中，“感情确已破裂”往往难以认定，可操作性差，法官的主观随意性会造成司法不公正；四是“婚姻关系破裂”是大多数实行破裂主义离婚原则的国家所采用的，符合各国离婚立法的趋势。[7]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离婚一章中，对处于弱势一方（主要是女方）补充规定了一些救济措施，同时，在体系上增设了“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一章，从而强化了法律的正义性和可操作性。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应该适应现实需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离婚的救济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