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权及夫妻忠实义务思维导图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法就把一夫一妻制原则作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腐朽生活方式乘虚而入，导致我国婚外恋情泛滥，通奸、卖淫、纳妾、重婚等破坏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的亵渎!既然在法律上已明确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就必须对有关违背一夫一妻制度的行为在法律上加以规范，并予以惩处。然而，按现行法律规定，除犯重婚罪严重违背一夫一妻制的侵权行为依《刑法》惩治外，其他违背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不在惩治之列。这使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失去了作为人们行为导向的意义。这样，不利于有效执法，也对社会安定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新婚姻法设立夫妻忠实义务是体现和贯彻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客观要求。

夫妻互负忠实义务，这是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如果允许夫妻任何一方有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自由，结婚与否有何差别?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其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上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身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在夫妻生活中，偶然因一方不愿意而未能发生性关系，这可能消极地影响着夫妻的婚姻和睦，但它对婚姻关系的损伤远不及一次被发现的婚外性行为。”由此可见， 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婚姻生活的和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和保证贞操忠实义务的履行，许多国家立法均规定在配偶一方与第三人通奸的情况下，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可以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第三人和与之通奸的配偶赔偿其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

近年来，因“第三者”插足造成的离婚案件在我国一直呈上升趋势。1980年，我国离婚率为4.7%，1996年，上升到11.4%。随着离婚的上升，婚姻纠纷的缘由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八十年代，因第三者插足造成的离婚只占离婚总数的1/5左右，而今，却占离婚总数的1/2强。据司法机关的调查发现，相当部分的家庭暴力源于婚外情，由第三者插足直接导致的凶杀、投毒、毁容等恶性刑事案件也相应增多。同时，家庭的破裂致使下一代无法健康成长，由父母离异造成的青少年犯罪也持续增长。法律规制此类现象，刻不容缓，将忠实义务纳入法律义务势在必行。

夫妻相互忠实，是人类两性关系进步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史，从人类社会之初的杂乱性关系到群婚制到对偶制，一夫多妻制逐步递送至高级形态，最终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固然，这一演变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保证子女血统清白，防止近亲结婚，避免发生乱伦也是有其重要的原因，可见，夫妻相互忠诚，不仅是夫妻双方之间的事，而且关系到子女、后代，对于优化人口生产和子女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相反，婚外同居、婚外性行为不仅影响夫妻关系的稳定和家庭秩序，而且可能造成血缘混乱。

有人说，在新婚姻法中确立配偶权的概念，就是为了制裁“第三者”，这是对配偶权的曲解和极端化。因为，配偶权本质上是夫妻双方之间的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任何“第三者”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破坏，即对配偶权的侵害，都是通过配偶的一方发生的，对责任的追究，主要应是针对夫妻双方中过错方的，越过过错方直接向第三者追究责任，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其次，第三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即使存在某些妨碍婚姻关系的事实，第三者的直接过错及其责任实际上也很难认定。因此，确立配偶权的根本目的应是为了强化夫妻之间的自我约束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为了制裁第三者。最后，试图通过制裁第三者达到稳固婚姻家庭的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把第三者送上法庭并不能挽回自己配偶的感情，甚至适得其反，促成家庭的彻底解体。因此，配偶权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可以通过限制过错方随意离婚或使其承担较多的经济赔偿，以实现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和相对公平。

有人说，配偶权的确立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人人自危，“捉奸成风”，这是对滥用配偶权的过分恐慌。配偶权的确立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一种针对个案进行救济的原则或机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护弱者，是符合社会大多数公民的道德观和根本利益的，大可不必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新婚姻法实施以来，社会反响很好，并没有出现“捉奸成风”的情况。

3 重婚，是指夫妻一方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以夫

第一，请求离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配偶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是法院裁判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受害方可请求离婚。

第二，离婚时请求损害赔偿。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因配偶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而通奸则是指有配偶的一方秘密与配偶以外的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虽然有些人的通奸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晓，但这种知晓是出于当事人意愿之外的知晓，它在本质上是不公开的，是不愿被他人知晓的。通奸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隐秘的、一般不为他人所知晓的、不惜求夫妻名分和配偶权利义务。而它在侵害配偶权方面与离婚损害赔偿所列举的四种过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特别是长期的通奸和与多人通奸行为，给配偶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重婚和同居，而且它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直接理由。通奸行为不仅侵犯了配偶另一方的配偶权，特别是通奸行为被公开以后，会使配偶另一方在社会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大大降低，而且还可以造成配偶另一方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由于通奸的隐秘性，通奸者一般不会张扬地给另一方大量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生产物资，因而它在财产上给配偶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但因其是隐秘行为，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其对另一方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强烈、更突出，造成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通奸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本质区别在于后两者是公开行为，而前者是隐秘行为，这一点与偷窃和抢劫的区别非常类似。若因为是隐秘行为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那么偷窃行为似乎也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笔者认为，应尽快将重婚行为纳为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制范围之内。有学者指出，对违背忠实原则的其他过错行为引起婚姻家庭破裂的，应当灵活适用法律和道德手段进行调整，对重大的、情节和影响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也应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使忠实原则向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当渗透，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体现裁判的公正性。对于通奸造成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并在处理上应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一样，依照实际造成的后果判决通奸一方予以赔偿。

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姚洋先生从经济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提出：法律惩罚婚外情，并不能有效地增加有质量的婚姻。最终惩罚的是正人君子。姚洋把发生婚外情的人群大体划分为花花公子和正人君子，由于二者价值观存在差异，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得出，在我国目前离婚成本(包括经济及社会压力)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法律对婚外情作出惩罚，那么花花公子可能会放弃离婚，而正人君子总会在感情破裂时选择离婚，那么，婚外情市场将出现逆向选择，最终法律惩罚的只有正人君子，而正人君子正是法律不应该惩罚的对象。

在笔者看来，不论花花公子还是正人君子，有婚外情或者有第三者都为法律所不容许，但是两者相较起来，法律更应该处罚花花公子。而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笔者在此把姚教授的观点稍作发扬。据最高院的司法解，法律仅对不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的婚外情实施惩罚。如果把从事婚外情的分为两类，正人君子因为婚姻关系不睦，而且当前离婚成本较高，所以他所要寻求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婚姻的替代品，恰恰就是法律所要惩罚的这种或者事实婚姻。而花花公子则不然，他所要寻求的是剌激与新奇，其进行的持续性的“一夜情”，这恰恰又是法律最应该规制确没有规制的，法律最终惩罚只是正人君子。

所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不在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限定于“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同居”，有利于进一步打击不正之风。

我国现行对忠实义务的违反及对配偶权的侵害，以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来体现。但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离婚损害赔偿仅能在离婚时提出。

笔者理解这种做法欠妥当，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

2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从配偶中派生出来的夫

4 对于违反忠实义务，《婚姻法》仅规定了离婚损害

6 将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赔偿责任，狭义地局限于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