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前妻私生子三十年却被起诉 老人故事感动法庭思维导图

徐子明夫妇家住洛川东路的一个老式小区内，昏暗、狭小的一室户，用的是邻居赠送的旧家具，一台21英寸的老彩电、一部吊扇和一台小冰箱就是家中最值钱的财物。在这间简陋的居室中，老夫妇依然珍藏着他们和儿子的家庭相册，因为在他们看来，照片中的徐京波还是当年那个争气、懂事的孝顺儿子，那时徐家虽穷但不乏温暖。而眼下，昔日的小男孩已经是月收入不下五千元的营销人员，结婚生子后还住进了价值过百万元的商品房，可这个看似圆满的家庭，却反而没有了当年的亲情。

事情要从1965年说起，当时，徐子明在江西和袁女士相恋结婚。但婚后不久，徐子明便因家庭成份问题，离家四处打工谋生，只能偶尔和妻子团聚。1971年2月，袁女士在江西产下一子，自呱呱落地的那天起，这个男孩就一直被当成是徐家的后代，直到袁女士以“划清界线”为由和徐子明离婚后，男孩仍然跟随袁女士一同生活。

1976年，已经在扬州立足的徐子明和现任妻子吕冠芳结婚，婚后两人就把儿子从江西接到身边抚养。“可能是小时候营养不良，那个时候他骨头软，我们就省吃俭用供他”，吕阿婆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有2亩菜地，为了供儿子读书、吃饭，她起早贪黑在田间忙碌，有时卖菜到晚上9点钟，自己还舍不得吃饭，用省下的钱到小店去买小馄饨，专门送到学校门口给儿子吃。吕阿婆还记得，儿子14岁那年亲口跟自己说，“妈妈，你不要那么辛苦了，等你老了，我会养你的”。

1989年，徐子明因落实政策将妻子、儿子的户口一同迁回了上海，徐京波也考入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夫妇俩辛勤工作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供儿子读大学上。199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徐京波找到了工作单位，但收入偏低。老徐当时500多元的退休金已经不够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开销，夫妻俩决定重返外地另谋生计。期间，老徐举债开办了一个小型玻璃厂，但最终还是倒闭破产。而就在玻璃厂最困难的1998年，传来了儿子将要结婚的消息，为此，夫妇俩又向亲友筹借了6万元给儿子操办婚礼。而他们没有想到，婚后不久儿子就像是变了个人。

在2006年的那次起诉中，徐京波说出了一个让老夫妇瞠目结舌的故事：原来，由徐家自小抚养成人的徐京波，竟然不是徐家的骨血，而是当年袁女士在江西被人欺辱后产下的，这个秘密一直被隐瞒至今，直到近年徐京波和亲舅舅见面后才获知了自己的身世。

就这样，依靠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徐京波要求解除自己和徐子明之间的收养关系。他提出，自己从小一直被老徐夫妇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并被灌输了“遭生母抛弃”、“生母嫌贫爱富”等错误的概念，不但自己不能和生母重逢，而且还因此自小遭到老徐夫妇的辱骂、殴打。加上近年来，在生活上矛盾频频，所以徐京波以双方感情无法和好为由，请求法院准许解除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

徐老伯提出，他也是直到2006年徐京波第一次要求解除收养关系时，才第一次知道前妻的遭遇。这秘密被袁家隐瞒了那么多年，自己和吕阿婆始终把徐京波当成是独子无私地抚养着，如今徐京波以血缘、身世为借口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真正的目的还是借此逃避他们的赡养责任。2006年12月，闸北法院第一次驳回了徐京波的诉讼请求。但今年9月，徐京波以自己和老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善、血缘关系不存在为由，再次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诉讼。

记者注意到，在昨天的庭审中，原告席上的徐京波始终不敢直视对面的养父母，他的陈词表述更多的是由身边的妻子代为表达。而当老徐夫妇说到当年辛苦抚养他的生活细节时，这对年轻夫妇的神态也显得极不自在。得知这对住着商品房、收入丰盈的小夫妻，从长大成人至今，只在法院执行庭的要求下，向老夫妇支付过不到2万元的赡养费时，旁听席上顿时一片哗然。

法官虽然尝试对这对父子进行调解，可这对小夫妇居然提出了“既然没有收养关系，就要重新核定每月赡养费，只需补足最低生活标准即可”的说法，遭到了老夫妇一方的严辞拒绝。法官当庭判决，认定即使徐家父子没有血缘关系，但多年的抚养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拟制血亲关系(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法律上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二老年事已高，子女应在经济上予以供养、生活上予以照料、精神上予以慰藉，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和道德上的责任。因此，徐京波的诉讼请求被当庭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