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部门达成调解协议的性质及法律研究思维导图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失效前，实践中对于在交警主持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无约束力是无争议的事实，但对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认定争议由来已久。

一是行政调解协议说。该说认为交警部门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处理交通事故时，必须对纠纷进行调解，因加入了公安机关的必然行政行为因素，故带有行政调解的性质。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审理行政调解协议，也不能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

二是民事合同说。该说认为虽然交通事故肇事方与受害方是在交警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但《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出台后，调解作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解决损害赔偿自愿选择的途径，已不再是交警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调解过程排除了行政干预，完全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完全具备民事合同的特征和性质。民法上的合同是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意。民事合同可以由双方自由协商订立，也可以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订立，只要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第三人的意思，就可以认定合同成立。公安交警部门在双方请求下，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并不能改变据此制作的调解书的合同性质，因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即转为合同之债。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4日颁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10条的规定，已从法律上解决了交警主持调解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性质问题。该条规定“……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显然交通事故当事人就赔偿问题达成的协议解决的就是损害赔偿的权利义务内容，并且具有给付内容，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赋予调解协议民事合同性质的意义在于统一了众说纷纭的争议，约束了当事人任意反悔的情况，并且强化了协议的效力，即可不经诉讼程序而是由当事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申请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或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受害人应得利益[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确定了调解协议的性质为民事合同，则必然对协议双方当事人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得任意反悔。在实践中，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又反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屡见不鲜，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已经达成协议的案件的审理，原则上应当按照合同纠纷来审理，不再按侵权纠纷案件来审理。但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分析如下：

（1）交通事故发生后，导致人身损害较轻，在签订调解协议后，损害程度发生恶化，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损害后果，导致原先签订的调解协议显失公平，而该后果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

（2）交通事故发生后，导致较为严重的人身损害后果，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后果均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未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受害人的伤残程度，双方协议以“打包”的形式，由肇事方一次性赔偿了结纠纷。受害人后来又通过司法鉴定确认伤残程度，按此伤残程度应获得的赔偿金远高于协议的赔偿金数额，导致原先签订的调解协议显失公平。

（3）交通事故发生后，导致较为严重的人身损害后果，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后果均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双方当事人基于这一损害后果确定赔偿金，签订调解协议。在协议签订后，肇事方得悉，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有其自身原发生疾病因素参与。例：甲为肇事方，乙为受害方，经司法鉴定，乙右肢功能受限构成9级伤残，甲后来得悉乙的右肢本身就有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