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几个问题思维导图

《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本条规定采取的是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相结合的办法，对人格权受到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一般人格权受到损害，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该《解释》对民法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某些具体人格权如贞操权和配偶权等受到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却未作明确规定，对于一般人格权的范围也没有做出界定，不能不说有些遗憾。

1、侵害贞操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2、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3、一般人格权的范围界定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承认侵犯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如果侵权人的行为粗暴蛮横，受害人可以请求因财产上的损失引起情绪上的损害赔偿。「4」

我国以往也不承认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直到今年，司法解释才有限制的承认之。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一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据此规定，并非任何侵害财产权的行为都可引起精神损害赔偿，只有那些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父母或配偶的遗照等受到侵害，才有可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并非只要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到侵害，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被侵权人要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还必须符合“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条件，如果被毁损的特定纪念物品，能够修复或可以重新复制，则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侵害财产权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一般的侵权致人损害，受害人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只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世界各国很少有承认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如德国、法国、日本等都不承认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其理由主要是，违约行为给当事人一方造成的主要是财产损害，财产损害以财产予以填补，受到损害的一方足以得到补偿，不应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也有的国家承认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瑞士以及英美就允许。但其理论上的解释仍是按照侵权行为走。如英美法学者主张，“一方因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精神损害的，另一方可以行使赔偿请求权，不过这种赔偿是名义上的，表面上是一种违约赔偿责任，实质上应视为一种侵权赔偿责任。”「5」

我国目前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不承认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首先，立法和司法解释中都找不到有关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其次，法院的判决也不支持有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例如吴某在从乌鲁木齐到洛阳的列车上受老鼠惊吓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又如海南“死神陪伴之旅”15名游客诉海南中国青年旅行社逾百万元精神赔偿案，法院虽然认为海南青旅构成违约，但没有支持15名游客的精神损害赔偿主张。不过，法院也不是一概否认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例如，苏州阀门厂5位工程技术人员欲赴伊朗洽谈合作事宜。由于飞机票销售员在电脑中漏输了他们的姓名，致他们在曼谷转机时被当作偷渡者而关押起来，后费尽周折才回到了原出发地上海。事后，他们与责任方交涉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对方先以“没有先例”加以拒绝。后来，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的主持下，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原告除获赔机票费、食宿费、误工损失费外，每人还另外得到补偿四万五千元。这“另外的补偿”就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不过，应当指出，这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由法院判决支持的这方面案例，目前还没有。这可能与我国法院沿袭大陆法的办案逻辑有关，即既然法律没有规定，法院也就不能判决支持。

但事实上，违约行为的确会造成对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有时这种损害甚至是巨大的。例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借给一位亲戚做生意，没想到这位亲戚把这些钱都挥霍了，再也不还钱给他。这名男子因此受到家人的抱怨，忧郁寡欢，进而成疾，终致死亡。这件事发生以后，其家属诉至法院，要求那个亲戚还钱，并要求对该男子的死亡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没有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笔者认为，尽管法院没有支持死者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不表明其精神损害不存在。

既然有损害就应当有赔偿，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既然侵害财产权的损害可以有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违约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也应当有赔偿。不过，我们应当先弄清楚，在哪些情况下，违约行为会导致对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应当指出，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违约行为都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违约行为才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常见的因违约而导致的精神损害情形有：一是因重大的金钱债务不清偿致债权人疾病或死亡。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老百姓积蓄一点钱还很不容易，特别是在金钱债务数额较大，或者该笔金钱有专用或特殊急用的情况下，债务人故意不偿债，的确会导致债权人精神痛苦；二是提供服务有瑕疵致债权人受到精神伤害。如前述机票电脑操作员漏输苏州工程师姓名而导致他们在曼谷机场被扣留案，就属于机场提供的服务有瑕疵而导致的债权人受到精神损害的案件。

应当指出，因违约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应适用于法人。理由是，侵害财产权不会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只有侵害法人人格权才会给其造成精神损害。既然不会造成精神损害，也就不应要求赔偿。

至于违约行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赔偿原则、赔偿数额等问题，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将在另文中讨论。

总之，笔者认为，既然刑事犯罪会使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就应当建立起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允许受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当然，这最终将取决于立法者的选择。

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是近期世界范围内的热点问题。在外国，争论的结果，是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开始承认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逐渐进入国家赔偿范围。

就立法而言，《德意志联邦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应予赔偿的损害包括所失利益以及依据第7条标准发生的非财产损害。”而第7条的规定是：“对于损伤身体的完整、健康、自由、或者严重损害人格等非财产损害，应参照第2条第4款予以金钱赔偿。”日本《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除国家赔偿特殊规定外，国家或公共团体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民法规定，包括对精神损害赔偿。瑞士民法典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国家赔偿责任。「7」

就司法而言，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的行政法院起初对名誉、情感等不能用金钱计算的精神损害不负赔偿责任，后来逐渐解除了限制，判决行政机关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目前还有逐步扩大，包括对信仰、美观、名誉上的损害都进行赔偿。法国在二战后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对父母对于他们的孩子因行政机关的行为导致死亡，要求对感情痛苦进行赔偿。法国法院判决赔偿一千法郎。尽管这只是象征性的，但毕竟开了国家进行精神损害的先河；在英美法系国家，不但承认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而且赔偿的方式也比较多，除支付精神赔偿金外，还有国家法律援助基金，可以用来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

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也有实务上的操作原因，还有国家财力和社会心理的原因。首先，从理论上讲，当时理论界对侵害人格权是否要进行物质补偿，认识不足，认识也不一致。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立法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故其难以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其次，从司法实践上讲，当时人们认为，不仅精神损害难以认定，就是能够认定，其赔偿数额也不好确定，在司法上难以操作。再次，从财政负担上讲，当时人们认为由于国家的财力有限，赔偿范围不宜过宽，过宽，则国家财政恐难以承受。最后，从社会心理上讲，当时（甚至包括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在他们的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以后，如果能“讨个说法”，即如果能够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就已经很满足，那还敢企望国家对其精神损害进行金钱赔偿。

但是，自《国家赔偿法》颁布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应否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国家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是的确存在的，不能回避。特别是在民事关系领域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和司法等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显得极不公平。首先，国家应正视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试以陕西的“处女嫖娼”案为例。清白的麻某在被拘留的15天中，所遭到的威胁、恫吓、猥亵、殴打，对其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忽视这种伤害。国家也不能忽视。其次，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法理障碍。尽管有人认为国家侵权和个人侵权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的主体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认为公民侵权应承担责任，国家侵权反而可以免除责任。其实，国家侵权所造成的危害，丝毫不必公民差，有时甚至更为严重，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恣意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甚至会危害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不仅仅是一般的法律赔偿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有些人之所以认识不到国家赔偿的重要性，可能与其一直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置于不平等的地位考虑有关。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高于一般公民，对公民权利受到的损害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他们正好颠倒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讲，不是国家权力产生了公民权利，而是公民权利产生了国家权力。国家不能伤害其权源基础，国家对其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理所应当。再次，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特殊的操作上的困难。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公民侵权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操作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规则。当然，其中的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总之，笔者认为，法律也应当“与时俱进”，在世人要求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其违法行为给公民人身权益造成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顺乎民意，顺应世界潮流，从立法上确立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此其时也。

注释：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

「3」罗丽：《日本的抚慰金赔偿制度》，外国法译评2001年第1期。

「4」胡兰玲、赵海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几点探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5」吴建依：《论精神损害赔偿》，当代法学2000年第2期。

「6」这是王利明教授在授课时所言。

「7」覃怡：《略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