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道路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探讨思维导图

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侵害他人人格权之情形，德国法院原则上排除了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法国，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对“损害”判例及学说上通说认为，即可以是财产损害，也可以是精神损害。第1384条规定，除对于因自己行为所生之损失外，即对于其所应负责之他人之行为或保管之物所生之损害，亦应负赔偿之责任。嗣后，法国最高法院逐渐扩张民法典第1384条第 1项后段，使之及于工矿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航空事故、核子损害事故、产品责任事故等领域。以交通事故为例，在法国汽车撞伤行人的事故中，其中有70%是行人的过错造成的，但是有95%的受害人都获得了赔偿。法国民法典所称“损害”包括精神损害，在制度上采概括主义，在危险责任下，财产上损害赔偿与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并存。因此，在无过错责任场合，侵害受害人身体、健康及生命等物质性人格权时，受害人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英美法系中，以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为标准，可以将精神损害区分为“故意施加精神损害”和“过失所致的精神损害。”如果致害人的过失行为给受害人带来了身体上的直接伤害和影响，致害人不仅要对这些伤害或影响负责，而且还要对因此给受害人带来得精神痛苦负责，包括身体受伤引起的痛苦，在现场受到惊吓，因担心发生同样的事故而产生的焦虑等。但是，如果致害人的过失行为并没有给受害人带来任何身体上的影响，而只有纯粹的精神痛苦，法院一般不会给原告赔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找不出身体伤害的精神痛苦都不能得到赠偿。有些特别严重的，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精神伤害也能获得赔偿。

笔者认为，尽管各国对于上述问题规定不尽一致，我国学者意见也不甚统一，但从保护人的精神权利的世界潮流来看，应该确立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首先，这是充分保护人的主体性权利的需要。在社会不断进步的现今社会，精神权利越来受到重视是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更加偏重于对精神权益损害的填补和保护。诚然在交通事故的处理已十分规范的法律体系中，再引进一个新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能会给一个运行很好的体系带来一些混乱，但是，当现有的法律学说难以应对这些新矛盾时，在社会不断进步，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在法律研究不断深入，精神生活更为人们所重视的今天，采取肯定说则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

其次，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不仅有助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而且能够达到教育惩罚侵权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身权利，尊重他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不断推进处理交通事故法制的统一，促进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一般侵权人身损害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二者都是对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在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基础上二者都能造成人的精神损害;而且，一般侵权的人身损害后果往往并不很严重，而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较为严重，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多为重伤、残疾、甚至死亡，且一次事故可同时造成多人受伤或伤亡。在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公司、龙口市厨房用具厂及北京市海淀区春海餐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贾国于因卡式炉爆炸造成面部烧伤，法院认为这“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身的遗憾与痛苦，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据此，判决由气雾剂公司、用具厂共同赔偿原告贾国琮273257.83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而在同一法院审理的刘莉诉姜立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刘莉被姜立新赔偿刘莉医疗费20万元，却未有精神赔偿的内容。有损害就有救济，因此，如果说在一般侵权中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举轻明重”，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更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死亡赔偿金性质为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它是对死者还是对继受人的呢?以汽车肇事人是否对受害人本人为标准，可分为直接损害和反射的损害，如受害人因车祸死亡，其父母所遭受的损害就是反射的损害，在精神损害赔偿场合，遭受反射损害的受害人，本身就是蒙受精神痛苦之人，其作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所请求赔偿的通常是自己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无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之分。由此而论，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是直接对受害人亲属的，并非因受害人死亡而继受死亡赔偿金。换言之，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不存在继受问题。

从伤残等级划分来看，“植物人”是最重的一种。精神损害赔偿系对精神痛苦的抚慰和填补，精神赔偿对痛苦没有感知的植物人似乎不合逻辑。曾世雄、王家福先生对此曾有论述，认为“意识能力虽为主观标准，但其着重者乃某一事实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之判断，即某一事实发生或不发生，在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会发生如何变化之判断，与痛苦感受能力之人予以抚慰金救济如同精神损害以金钱为赔偿方法一样，逻辑上并不妥当，但”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对于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遵循严密的逻辑法则。我们就不能以受害人无法感受痛苦而否定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我们更不能拘泥于某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忘记侵权行为法制裁不法行为和补救无辜受害人的职能，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这一规定人们习惯称之为“以责论处”。如前所述，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相矛盾，但这一规定并不影响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1、 特殊关系原则

2、坚持社会信任原则，兼顾事故行为人的主观违法性和事故的严重性

3、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认同性

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已加强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对被害人仅造成轻伤以下损害，未造成明显精神痛苦的，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在适用时应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法院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既要避免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过高，加重行为人的负担，流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弊端。

精神损害赔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因交通事故损害的特殊性，交通事故一般不存在故意问题，因此，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中一般不适用以惩罚为目的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的精神权利是平等的，从精神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不分受害人财产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在相应的一个地区应执行一个赔偿标准。不论是无业人，还是高收入的人，他们在同等伤残的条件下，精神痛苦应推定是一样的，不应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赔偿不同数额的标准。

为便捷处理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除法官自由裁量权外，有必要对赔偿制定一定的标准。笔者建议采用下述方法：

以最高法院推出的案例所认定的交通事故损害伤情、伤害情节及所判精神赔偿金额为上限标准，自行比照，逐级递减，但最少不应低于是1000元。

死亡补偿金是固定的，社会也是普遍接受的，可以此为中线标准，上划十个等级解决植物人、瘫痪人等严重精神损害的精神赔偿问题，下划十个等级解决一般肢体损害带来的精神赔偿问题，每等按劳取酬10%递升或递减，最高不能超过去时100%。

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一般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请求不予考虑，但不列情况应特殊处理：加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附带民事被告人为单位或雇主时，应赔偿死亡赔偿金;侵害人造成被害人丧失生活能力或成为植物人，附带民事被告人为单位的，或雇主或车辆所有人有给付能力时，也可酌情调解残疾赔偿金;侵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植物人、丧失劳动能力的，被告或亲属愿意赔偿的，应允赔偿。

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中，在推定机动车驾驶方为过失的情况下，按照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如果证明被害人是故意的，可以免除驾驶方的责任;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和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故意造成死亡的，虽然免除加害人的责任，但仍应赔偿死亡赔偿金等精神抚慰金。

1、建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2、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应规定精神赔偿的内容

第五、加强对交通事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解决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与交通中奉行的社会信任原则的矛盾。对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完善，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在交通事故赔偿中的“非惩罚性”，并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交通事故赔偿及其他无过错责任的赔偿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