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思维导图

实际上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以上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之外，经济活动中，还出现了一种监督支付、负责专款专用的承诺，如何认定这种承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已成为审判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情况大多涉及到银行，许多合同的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的开户银行为该合同出具担保，而开户银行往往并不愿提供担保，却出于种种原因，向债权人出具了监督支付、负责专款专用的函（或承诺），或在主合同上注明“此款只能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的字样，并加盖银行公章。

审判实践中对这种承诺的认识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也是一种担保，只不过与正常的担保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既然作了担保，一旦出现风险，银行等保证人就要依约承担保证责任;这种保证责任就体现在：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法对这种情况未作规定，不等于就没有法律依据，比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出具监督支付、专款专用函（或承诺书）的单位和个人，对出现的风险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承诺毕竟不是法律规定的担保形式，按照承担责任的方式类推为担保是不合适的，这类承诺函大多数并不写“保证”字样，即便是少数写了“保证”二字，也并不符合担保的特征，因这承诺人只是表示对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中的其中一项“付款”负责，而其他合同内容如何履行其是不承担义务的，其责任关键是体现在“监督”和“负责”四个字上，并非由承诺人亲自履行合同，充其量是一种协助义务，如果监督不力，造成合同资金流失，由承诺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是适当的，判其承担资金流失的全部赔偿责任过重，况且，承诺人最多也只是一种补充责任，判其承担连带责任，除缺乏法律依据以外，也显失公平。

尽管审判实践中大多持第一种观点，也基本是这样处理的，但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加实事求是一些。经济审判与刑事审判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以前刑法中的某些罪名没有规定，故而审判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类推;而经济审判中的合同关系往往比较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相当多，在审判实践中搞类推未免显得太随意，也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加之银行等承诺人按银行法规定，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银行干涉或监督起来比较困难，何况有的当事人还约定专户存储，实际履行中又未作专户存储，就谈不上监督和负责的问题了，不应判由承诺人充当第二债务人的地位。更不应当将其视为保证人，而且按连带责任保证判其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有了责任，许多人才会更小心，就怕一不小心有什么责任在身上，惹来许多麻烦。事实上，只要没有违法犯罪，一般连带债务的担保责任对于担保人并没有什么影响。

连带责任保证人与主债务人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债权人既可以要求主债务人承担义务，又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义务，又可以同时要求主债务人和保证人共同承担义务。而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只是在主合同纠纷已经审判或仲裁，并就主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义务后，才承担不能执行的部分的义务。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对连带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的条件和日期作了诠释：“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与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起算的条件不同，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无须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也无须等待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而只须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向连带责任保证人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要求，并且从提出要求之日起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一般保证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连带保证责任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

这二者的区别主要有： 第一，承担责任的具体作法不同。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只是在主债务人不履行时，有代为履行的义务，即补充性；而连带责任保证中的保证人与主债务人为连带责任人，债权人在保证范围内，既可以向债务人求偿，也可以向保证人求偿，无论债权人选择谁，债务人和保证人都无权拒绝。 第二，连带责任保证中保证人与主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及其责任承担问题适用于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而一般保证中保证人与主债务人之间不存在连带债务问题，只是在保证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后，保证人对主债务人有求偿权。 第三，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而连带责任保证中的债务人没有先诉抗辩权，即不能以债权人是否催告主债务人作为是否履行保证义务的抗辩理由。 第四，连带责任保证是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无规定或约定的，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而一般保证则只是由当事人约定。 第五，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力度较强，对债权人很有利，而保证人的负担相对较重；而一般保证的担保力度相对较弱，保证人的负担也就相对较轻。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