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的研究思维导图

股东表决权是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股东表决权制度因此成为了公司法的重要制度，各国家对股东表决权都予以规定，我国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第43条、第104条和第107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表决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股东表决权又称股东决议权、投票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所享有的，就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做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它是股东权利的主要体现，与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样居于股东权序列的核心，是股东干预公司事务最为积极有效的手段。表决权可以股东本人亲自行使，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行使，即表决权可以授权代理行使。

所谓表决权代理(voting proxy)，是指股东以书面方式授权，在事实上授予他人就该股东所持股份进行表决的制度。

股东表决权代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繁荣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历史上看，表决权代理制度的产生源于股权不断分散化的现代公司。公司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企业形态，在其产生初期，由于投资者可投资领域的匮乏，股东将积累的资本投入公司后，极为关心公司的生产经营，为避免投资方向偏离自己的预期，一般都能积极的亲自行使投票权，以便公司能按照股东投资设立公司时的期望从事经营活动。随着现代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股权也越来越分散，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使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去管理在某一方面的投资。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和投资的多元化，人们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有限，股东对公司投资后往往只关注投资的回报，而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解决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困难。表决权的代理行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成长起来。股权相对分散或高度分散，为股东表决权代理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表决权的代理制度从最初的股东主动委托到公司“袭击者”的主动征集，为了适应公众公司在表决权代理的运作上的规模化需要，“代理权”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从主动状态走向了被动状态，反映了表决权成为争夺公司控制权工具的现实，是代理权制度在商法中的新发展。

由于我国公司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运行起步较晚，表决权代理的征集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无人知晓。1994年“君安万科事件”、1998年“金帝建设”董事会选举事件和2000年初“通百惠对胜利股份”股东投票委托书的征集，这一制度才渐渐为人们所知。

从2000年胜利股份之争开始，到2004年为止，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许多表决权代理的征集事件，如“郑百文”、“国际大厦”、“华北制药”、“广西康达”、湖南“电广传媒”等均采用表决权代理的征集的策略，由于立法的缺失、操作的不规范，在已有的征集案中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实践为我国立法机关提出了新的课题，显现了建立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的必要性。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拉开了我国公司股权结构分散的序幕，另外机构投资者的大范围进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同时，外国投资者随着我国法律的日益完善而越来越多地人注中国股市，外资的介入更将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向纵深加速发展。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股权主体的多元化步伐日益加快，股权结构日益分散，为我国建立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奠定了基础。股权之争真正引发了我国的表决权代理的征集大战，我国也开始在立法上肯定表决权代理的征集制度的存在，并逐步对其做出相应的规定。

然而，我国现行立法中涉及到表决权代理的征集的法律规范很不完善。股东表决权的代理立法归纳起来有两方面：一是对一般的表决权代理行使之法律规范;二是对表决权代理征集之法律规范。

我国在股东表决权代理行使方面的法律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如《公司法》第107条：“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9条规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该《指引》第50条、第51条对此也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9条规定：“股东既可以亲自到股东大会现场投票，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两者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相比之下在表决权代理征集问题上我国的法律规定几乎是空白。2005年10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都没有对表决权代理征集作出任何规定，只是在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款中有体现：比如，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规定：“股票持有人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其同意权或者投票权，但是任何人在征集25人以上的同意权或者投票权时，应当遵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规定。”这是我国关于表决权代理征集行为的最早法律规定，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层次的立法;2002年国家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0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可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信息。”这一条款明确了征集股东委托书的主体、方式以及信息披露等事项。

从上述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有关表决权代理征集的立法还主要是建立在民法代理理论的基础上，2006年3月16日证监会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也只是在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符合规定的相关主体，可以进行征集，但并没有做进·步深入的规定，如对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条规定的“符合有关条件的股东”到底要符合什么条件没有明确规定、关于表决权代理征集行为如何界定、表决权代理征集人的主体资格、表决权代理征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和备案要求、违反表决权代理征集规则的法律责任等都未做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起到约束代理征集人，保护中小股东的作用。这是目前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2.完善我国股东表决权代理征集制度的建议：

正如美国学者罗斯教授所说：“股东委托书的使用，如放任而不加以管理，无疑是鼓励经营者长期留任而滥用其经营权;如加以适当管理，则可能成为挽救现代公司制度的利器。”征集股东委托书制度利弊俱存，其功能恰似一柄双刃剑。因此，尽管我们有理由承认征集股东委托书制度的存在，但必须加强法律的规制，扬其长而避其短。反之如果不对征集委托书加以规范，令其自由放任，又可能被人恶意利用而沦为争夺公司控制权、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工具。因此，建立公正合理的表决权代理征集法律制度，使表决权代理征集行为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下实施，对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状、有效保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征集者是否应当限于股东，理论和实务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应当对征集者作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征集者应当具有股东身份。如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中对征集者的资格却作了严格的限制。委托书征求人应为截止该次股东会过户日，依股东名册持股6个月以上，且符合下列条件：一、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千分之一以上且不低于10万股者;二、持有该公司己发行股份60万股以上者。可见，该规则不仅要求持股有相当数量，而且要求持股半年以上，数量限制把小股东排除在行使征集权之外，不利于小股东;时间要求防止投机，稳定公司经营的措施，而且符合条件的股东不得利用他人名义进行征集，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征集。另一种主张对征集者不作限制，征集者可以是任何人，因为将征集者只限于股东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对股东持股比例及持股时间的限制更使具有股票权征集优势地位的现任管理层受到格外的照顾，对其他征集者颇为不利，有损于投票权征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其结果可能导致投票权征集沦为不称职的管理层长期把持公司权位的工具，如美国法对征集者的资格没有限制。

我国《公司法》第107条对委托投票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投票代理权征集情形下征集者的资格没有规定，而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0条中则将征集者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条件的股东。对于“符合条件的股东”应当符合何种条件尚未规定。

我国应在表决权代理征集中规定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规定表决权代理征集必须披露的事项，并且由证监会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文件格式规范，在信息披露格式文件中，列明基本的信息披露义务和特定议决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在规定特定议决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时，应当根据议决事项的不同特点，分项列明可适用的信息披露要求。同时在表决权代理征集规则中制定禁止虚假陈述条款，列明表决权代理征集规则中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重大性、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以及对征集人虚假陈述应追究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美国和台湾地区法律均禁止有偿征集投票权，在其他国家亦未见有委托书分离转售之情事。理由是：投票权属于共益权，其行使应兼顾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股东出卖共益权实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听任共益权的滥用。所以对共益权的行使和处分应当给予限制。台湾地区立法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其《公开发行公司出席股东会使用委托书规则》第6条明文规定禁止购买委托书，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0条也明确规定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方式进行。如果允许有偿征集，则可能偏离目标，使经营权争夺者往往将公司视为个人牟利的神器。因此应禁止有偿征集委托书。

代理权征集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有其负面作用，会出现管理层操纵公司治理机制与表决权的现象。所以，应当平衡公司当权者、在野者与股东等各方面的利益，特别要注意保护股东的利益，妥当的处理代理权征集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