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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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两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情况与启示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英国曾经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推行国有化的典型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英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将银行、煤炭、航空、运输、电力、邮电以及钢铁等诸多部门与行業收归国有。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左右着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国有经济从基础设施和某些基础工业深入到了许多新产业和新技术部门,并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邮电、通讯、电力、煤气、煤炭、铁路、造船行业几乎为100%,航空和钢铁行业75%,汽车工业50%,石油工业25%都是国有的,当时国有企业的收入约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3。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英国出现了相对的经济停滞,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货膨胀率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英镑不得不多次面对贬值压力。接踵而来的是社会分歧、不安情绪和围绕着国企改革问题的各种争论,这在1979年随着一系列恶性罢工达到顶点,该事件则成为此后英国“私有化”经济变革的导火线。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拉开了经济自由化的序幕,即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主张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依靠市场机制、提倡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作用。其核心举措之一就是积极推行公有企业私有化,以促进自由竞争,提高企业活力。
1、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战后英国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主张要更多的依靠解除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来调节资源配置,并认为私有企业在效率方面具有国有企业所根本没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说到底就是由于人们对自己财产的爱护与关心胜过对别人财产的爱护与关心所造成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很快被英国保守党政府所接受与采纳,从而在英国国内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2、从政府层面上考虑,私有化有利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由于私有化以后可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满足企业不断扩张的资金需求,同时大大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因此也得到财政部门和相当一部分纳税人的支持。以英国电信公司的私有化为标志,改革进入了公用设施领域。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政府预算已难以满足英国电信公司庞大的投资计划。英国电信业只有提高自身经营效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才能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而私有化改革则是其有效途经。继电信业之后,天然气、自来水、电力、采矿业等一系列主要公共设施先后走上了私有化的轨道。
3、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完成政府所预定的目标,并存在一些经营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原来的一些市场缺陷经过政府的不断努力得到解决,相关国有企业需要通过私有化来重新获得比较优势。
二、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情况
德国的国有企业目前是按联邦、州、地方自治体分级所有的,在联邦政府层面上的国有企业改革,财政部处于核心地位,负责拟定国有企业改制的相关政策,审批国有企业的成立、解散、合并、出售等重大资产经营决策措施,并以股东身份负责选聘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以及对国有企业财政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事务。目前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国有企业改革已基本完成,包括通讯、邮政等均已通过上市引入其他投资者,现在惟一剩下的联邦铁路也正在为上市做准备,目前联邦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很小,但州、市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数量还较多,主要集中在银行、城市供水供电、废水处理等行业,全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10%以下。
在英、德两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两国政府往往是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当时的经济环境,采取不同的对策。
1、实行股份制改造,力争上市,以公开的方式吸收民间资本。这是英、德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冽如英国的发电厂、电信部门、铁路、航空等基础领域,均通过发行证券或出售的方式将公营业务整体转让给私营部门。德国的电讯、邮政以及联邦铁路等国有企业改革均采用这种方式,并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德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指数计算中,有1/4的指标股是由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的企业构成的。
2、部分业务出售。包括将企业的关键业务出售给战略投资者。这一方式通常伴随着对新投资的承诺或者新管理的引进。比如英国的铁路企业Rolling stoke公司、汽车企业美洲虎公司以及煤矿业等,均采取这种方式。
3、公私合作经营,授予私营部门特许权。即采取政府授予特许权的方式,公营部门保留对核心活动的控制权,但私营部门负责提供服务所用的资产。新的管理层可以在国家规定的框架内自主经营企业。特许权有一定期限,到期后可以再次授予。在英国,医院、学校、住房等行业均采用此种办法进行改制。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2、修改现有法律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由于过去两国均存在对某些特定行业企业强制国有化的法律,因此,英、德两国政府围绕这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对国家宪法的修改,剔除了原有法律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限制性条款。
3、妥善处理原国有企业职工问题。在英、德两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职工转岗分流就业的问题。为了充分保障职工利益,他们的做法包括:一是要求竞买国有股权的受让方必须提供企业发展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职工收入、福利的承诺;二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监督相关承诺,使企业职工在培训、医疗、失业、养老方面都得到稳定的经济保证;三是国家为那些原国有企业的官员设立专门的养老基金;四是允许原企业员工以优惠价格购买公司股份(平均水平为10%-20%,但通常要签订协议对该股份的出售做出一些条件限制)。
4、确保政府监管的透明化。德国国有(控股)企业监事会的成员中包括股东代表和职工工会代表。国有股东代表采取公开选聘的方式,主要是来自私人公司的董事或经理、银行家和经济专家,政府官员很少。监事会主席由国有股东推荐,副主席由员工代表担任,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只有取得监事会的同意,董事会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从考察中了解到的情况看,英、德两国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产权关系,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企业效率提高,效益增加,这可以说是英国公有企业改革的最大成效。首先,改革带来产权关系的独立化,从而强化了产权激励与约束作用。其次,克服了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缺陷,形成了合理的所有权——控制权关系。再次,垄断部门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
2、引进了竞争机制。营造竞争机制是促进企业提高效率的动力,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由于政府不再像原来那样对企业提供保护和财政支持,使得这些企业必须通过竞争来得到市场的认可,大大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精神。虽然政府的有效监管也有助于激励企业管理层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但仅靠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引入竞争体制往往比强化监管更有助于激励管理者提高效率和改善客户服务。
三、几点启示
1、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实现政府的政企职责和政资职责的有效分开,并要避免对国有垄断企业进行简单的私有化改革。据德国财政部和英国汇丰银行介绍的情况,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政府系统内没有进行良好的规划,改革过程中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创新机制也难以产生。由于每个政府部门都单独对其所属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经常会因部门利益延误改革进程,或者因经验交流不充分,先后在同一个问题上触礁。因此,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建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负责。德国的国有企业是按照其行业性质由政府专业部门进行管理的,比如联邦铁路就是隶属于交通部管理,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财政部门负责制定各项政策和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并代表联邦政府负责企业上市和上市后国有股权的管理工作。一旦上市后,则由财政部代表联邦政府行使国有股东权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应该是普遍的改善经济和社会的机能,使国有企业转化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而不能承担社会公共职能。如果要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政府就要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给予国有企业一定的资金补助。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不能进行行政干预,而应当以老板的身份从保值增值的角度加以约束。在对那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造时,应该同时制订必要的竞争政策和行业规则。国有企业私有化未必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如果国有企业的营运效率能够在私有化或被出售之前得到改善,就没有必要实行私有化。改革并非完全抛弃和否定国有企业。可以肯定,人们一向公认的产生国有企业的理由和理论根据并未完全过时,国有企业的存在仍有其内在的自然属性和客观必然性。
3、要避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首先,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着失业者的增加,由于私有化后微观经济效益成为新企业追求的惟一目标,新企业往往大量解雇企业原有职工,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其次,私有化后可能会使一些社会公众福利受损,国有企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服务型企业在私有化前一般是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带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性质,而私有化后,盈利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目标,普通民众的社会福利必然受到很大冲击。因此,要从长远考虑,避免追求短期效果,同时为了避免社会不稳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4、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监督。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尤其是对于那些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企业,由于其他资本进入后要追求盈利目标,在经营理念上与国有企业会有很大不同,政府有必要保留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其他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问题十分重要。对此,英、德两国的做法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对企业管理权的划分做出相应规定,例如英国、德国对于那些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股东对涉及国计民生或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大事项仍具有否决权,日常经营则由战略投资者具体负责。政府对参与受让国有股权的战略投资者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不光是考虑价格、资金实力等,还要提出切实可行的企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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