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运公司对途中被人打死的乘客应承担什么责任思维导图

原审法院认为：被害人徐某勇乘坐某汽车运输公司的客车，交付了票款，双方已形成了客运合同，某汽车运输公司在提供服务时有法定的义务救助有危难的乘客。在乘客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但本案中司机在途中让不是乘客的赖某龙等窜上客车对徐某勇实施殴打，在这一过程中，司机及司乘人员没有制止或有效制止，造成徐某勇被强行拉下车后被人殴打致死亡的损害结果，该结果与被告的司机及司乘人员未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不履行救助义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行为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关于当事人履行义务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和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鉴于徐某勇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被告造成的，被告虽然构成了违约，但并不一定要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且被告所承担的救助遇险乘客的义务是附随义务。因此被告应依其过错程度赔偿原告直接损失的三成。原告之子徐某勇死亡的直接损失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医疗费。由于原告未提供徐某勇生前的工资收入情况证明，故应按其户口所在地的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标准计算20年，即4054.58元×20年=81091.6元;丧葬费按原告请求的人民币4000元，医药费人民币3448.24元，合计88539.84元。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由于造成其儿子徐某勇死亡的直接侵害人是赖某龙等人，被告不是直接侵害人，对原告的精神损害后果，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其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作出判决：一、某汽车运输公司应赔偿原告徐某华因其子徐某勇死亡的死亡赔偿金81091元、丧葬费4000元、医疗费3448元，合计人民币88539元的三成，即人民币26561元，该款应在判决生效后十天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徐某华其他诉讼请求。

徐某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客运公司违反规定在非旅客上落点落客，并在夜深人静任由非乘客自由进入车厢是违约违法行为。二、原审判决认定法律概念和案件法律性质错误。原审认定救助遇险乘客是被上诉人的附随义务，是极端错误的，这应该是承运人的法定义务。三、徐某勇的死亡结果与被上诉人的违约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四、原审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三成责任于法不容，显失公平。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徐某勇死亡的赔偿金等损失223208.24元。

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答辩认为，上诉人上诉无理，依法应予驳回。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改判：一、维持原判第二判项;二、变更原判第一判项为：被上诉人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徐某华因其子徐某勇“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81091.6元、丧葬费4000元、医疗费3448.24元，合计人民币88539.84元。

1、确定客运公司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承运人的责任发生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而上诉人选择的诉因是违约责任，上诉人选择何种诉因对被上诉人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归责原则和责任大小的重大差别[1]。如果上诉人选择侵权责任，则被上诉人应承担过错责任，即根据其过错程度决定其责任大小。就本案而言，在徐某勇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中，主要过错在于实施侵权行为人(罪犯)，而不在于被上诉人(安全保障义务人)，被上诉人仅承担次要责任。而如果上诉人选择违约责任，则被上诉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即是否承担违约责任不以当事人有无过错为条件，而以当事人有无违约行为为条件。就本案客运合同而言，只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旅客人身伤亡，承运人不管有无过错，都应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承运人能够举证证明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或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122条、107条、290条、302条)。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徐某勇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法》第302条规定的“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的情形(本案中这一事实已无异议)，而不在于被上诉人作为承运人有无过错或者以其过错程度决定责任的大小。原审以被上诉人作为承运人过错的程度决定其责任的大小是对归责原则的适用不当，应予纠正。

2、确定客运公司赔偿损失额的规则应是“可预见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