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研究思维导图

免责条款(Exclusion clause)，是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旨在限制或免除一方合同义务或责任的条款。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指保险人在保单中规定的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承担某项责任范围的条款。 我们知道保险合同的最大特征就在于是“附和合同”，附合合同也称附意合同，定式合同。这种合同往往是在合同双方力量严重不对等时才出现。经常作法是一方准备好标准合同条款，而另一方在“订不订由你”的基础上表示接受的合同。 这种合同表面上虽然也是双方自愿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一方垄断市场，或实力雄厚，有国家行政权力支持等等，另一方不得不在既定的条件下接受合同，所以自由度是有限制的。保险合同之所以具有附合合同性质。主要是因为保险行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法律性很强，而一般公众对于保险业务知之甚少，这就决定了保险合同的内容只能由保险人事先拟定，投保人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又称格式合同、定式合同、附合合同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发展的一种合同类型。 格式合同的出现决非偶然，根据传统的合同理论，当事人订立合同要经过一个反复磋商的过程，双方就合同内容进行协商，达成合意，合同方才能成立。但是，随着企业生产能力和规模越来越大，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规模化、批量化，交易频繁而且内容重复;另一方面随着垄断的出现，某些产品或服务由一家或几家大的企业控制，人们只能与之交易，合同的订立几乎无讨价还价可言，消费者要么接受，要么走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格式合同被逐渐普遍运用。保险行业正是因为这样，大量的采用格式合同。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是有实质区别的，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适用，而免责条款是为了免除或减轻一方的责任;格式条款是一方事先拟定好的，而免责条款有可能是属于格式条款，也有可能是双方协商而定的。大部分的免责条款都存在与格式合同之中，保险合同大都为格式合同，但是保险合同并非全部采取标准合同形式，因此不能说所有保险合同为附合合同。有些特殊的险种，也采取双方议商的办法签订，与一般经济合同性质相同。

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53条“合同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着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可见合同法关于免责条款，应是原则上有效，例外无效，即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以及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无效。按照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就有效。而第40条则规定只要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免除其责任，该条款就无效。这似有矛盾之嫌。那么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39条中的免责条款只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责任予以免责，而《合同法》第40条所提及的免除责任是指条款制定人在格式条款中己经不合理地不正当地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所免除的不是未来的责任，而是现在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这两条所规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是不矛盾的。 亦有学者主张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使之不致成为法律适用的障碍，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如果条款使用人己经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或向对方说明免责条款的，免责条款有效，但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或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除外。

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效力并非一律有效，这在保险实务中已多次得到验证。责任免除的效力以它成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为前提，或者以它成为保险合同条款为先决条件。而保险责任免除基本上都在保险合同中列明，为什么在保险实务中还会出现对保险人不利的判决呢?这就需要对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效力作进一步的认识。

1.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2.说明义务之履行

3.提示义务之履行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得以订入合同并取得其效力后，随之而来的是其效力所能涵盖范围之问题，这不得不涉及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解释。 现实生活中，作为合同权利义务载体之语言文字具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人个体的差异性对同样的词语也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通过保险合同的解释，可以达到解决保险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2.诚信解释原则。即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诚实信用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它要求人们恪守诺言，诚实不欺，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善意地、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保险合同内容由于误解或措辞不当产生歧义时，该原则要求有关机构应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进行解释，用诚信原则解释保险合同，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为一体，发挥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被奉为“帝王条款”。

3.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即在解释保险合同时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因为保险合同具有附和性，是由保险人提出合同的主要内容，被保险人只能作出是与否的决定，一般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对保险合同内容只有被保险人最为清楚，如出现保险合同内容含义不清发生争议的时候，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应做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遵循和适用关于格式合同的“疑义解释”原则。新修订的《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显然，我国法律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解释，已经确立了疑义解释原则，这对于维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疑义解释”原则不能被用于曲解保险合同的用语，若保险合同有文义不清的条款，但经当事人解释而被排除了，或当事人通过其它途径予以证实也没有适用“疑义解释”原则的余地。

4.非格式条款优先的解释规则。即当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都有有关内容的规定并且两种规定不一致时，优先适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 保险合同虽然大部分都是保险人事先拟定好的，但保险公司在从事保险业务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可能会对投保人有所妥协，例如作一些口头上的承诺或是书面的保证。从合同的本质来看，这种双方当事人互相妥协的过程正是最符合合同本义的形式。所以，理所应当它的效力要优先于保险人单方拟定的免责条款。至于保险人的关于免责条款的两种不一致的规定可以视为保险人放弃了格式条款中的相关权利。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2007年2月3日，原告江某的货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上货物责任险，赔偿限额5万元。某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用电脑打印了五条特别约定，其中第五条的内容为“易燃、易爆、易碎、易腐蚀、易污染物品及鲜活水产品不在车上货物责任险保险范围。” 5月16日，江某的货车发生事故，造成货损34709.3元。某保险公司认为，江某的车上的货物中有价值14367.3元的物品为瓷器属于易碎品，对于该部分损失按特别约定应不予以赔偿。江某认为，某保险公司在其投保时并未说明易碎品是何物，江某在保单上也没有签名认可易碎物品不予赔偿，某保险公司应当支付未理赔的货损14367.3元中80%,11493.84元。江某因此将某保险公司诉到某县人民法院。 介绍这样一个案例就是为了说明在实践中这样保险合同纠纷屡见不鲜，可在具体案件审判中法院却感到棘手。具体原因包括1.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新修订的《保险法》17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可是说明的标准，说明的方式，什么程度可认定完成了明确说明的义务。2.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解释原则比较混乱。在理论与实务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产生歧义时做不利于保险人一方的解释。但由于法律上对其他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缺位，这就从立法上给人一种错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可以优先使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过分强调疑义解释致使保险合同争议处理过分简单化，从而损害了保险人利益，助长了保险合同投保方的道德风险。 3.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行政监管权不明。在保险公司及保监会之间有关保险合同的监管权限尚且模糊不清，况且还有有关工商部门在格式合同监管中的权限，这三者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领域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监管权限问题。尽管从理论上说，保险免责条款的监管部门越多越有利于保护投保者的利益，但是众多的行政监管部门之间的出发点以及利益归属都不尽相同，难免会造成争权夺利的现象出现，这就不但达不到立法者的初衷，而且会加重保险免责条款的混乱状况。

1.立法规制

2.司法规制

3.行政规制

4.社会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