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技术转让合同履行地思维导图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6月15日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技术合同的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技术转让合同以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人民法院都是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的，实务中没有发生太多的问题。直到2005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行。该《解释》吸收了《纪要》的绝大多数内容，但在第五部分“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有关的程序问题”中，没有涉及地域管辖的内容。换句话说，《解释》没有吸收《纪要》有关“技术转让合同以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的规定。那么，是否可以再继续沿用该条规定呢?

笔者的意见是不可以再适用该条规定，理由不仅在于《纪要》不属于司法解释，不能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更在于《解释》没有“技术转让合同以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这样的规定。《解释》是在《纪要》出台后若干年，借鉴了后者在指导司法实践方面的成功做法和成熟经验，吸收了后者科学合理的条文作出的。其摒弃这条“技术转让合同以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则意味深长。应该说，对技术转让合同，在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直接规定以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尚欠周全。个案事实情况差别很大，不宜一概而论。《解释》不再作出这样硬性的直接规定，意味着我们不得简单地将受让人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进而由此简单地确定管辖法院。

合同法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有观点认为，技术转让合同应当以履行技术转让义务的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笔者不敢苟同。因为，适用该第(三)项规定的条件是，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而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内容，是当事人就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所以说，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不能首先直接适用于确定技术合同履行地。

技术转让合同履行地在民事诉讼程序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合同法等实体法的规定加以确定。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对合同条款、交易习惯，在实务操作上同样存在争议的空间。

技术转让涉及专利权、技术秘密的转让、实施许可，合同条款主要内容是转移技术成果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往往规定了专利证书、技术资料的交付、技术培训、协助指导等，转让人提供技术成果，受让人支付转让费或者使用费。笔者认为，对合同条款和交易习惯的理解，应围绕专利权、技术秘密转让、实施许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展开。具体约定内容不同，履行地就不同;具体交易习惯不同，履行地也不同。就笔者的司法实践经验，个案中确有约定在转让人所在地的，也有约定在受让人所在地的。譬如，约定专利证书、技术资料在转让人处移交，技术培训也在转让人处完成，而没有约定协助指导的，则应当确定转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反之，则应当确定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不能因转让人的协助指导在实体审理中往往被确定为合同附随义务，且往往在受让人处完成或实际上已在受让人处实施，就认定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如此认定，则又落入了前述《纪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中，有违《解释》不作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的规定。对于技术转让合同约定“若受让人需要，转让人可以协助指导”、“若协助指导，差旅费由受让人支付”之类内容的，不能就此推定不能排除该技术转让合同在受让人处履行，进而确定受让人所在地为履行地。此种约定，是假设性约定，如合同尚未履行到这一步，即发生纠纷成讼，现以此为定论确定履行地，有失公允。我们应探究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案件的真义，乃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而履行事实是最恰当的角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还是以转让地法院管辖为宜。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家星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四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