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事变更原则重述思维导图

合同必须信守的正当性理由并不意味着苛求当事人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形及其发生以后相应的所有法律后果都作出明确的约定，因此，一个能够相对灵活地应对社会异常变化的法律制度永远都是必需的。近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工业发达、交易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加之民法的价值观已由权利本位转为社会本位，法律现象和纠纷类型常立法者所能预见，从而现行法律，每感有生硬不足以应付社会环境之需要，为救法律之穷，不得不有一具弹性之原则以为适用，而补充、调和、解释现行法律，求社会、当事人间利益之均衡。体现此项原则的情事变更，最能表征法与时移之特性。[4]虽然在具体规范层面上至今仍未寻求到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但情事变更原则具有衡平合同双方利益的作用，符合法律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则是无法忽视的特质。有意思的观照是，删除了情事变更而出台的大陆合同法颁行不久，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民法于1999年4月21日修正债编时增订第227条之二规定，“契约成立后，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当事人得声请法院增、减其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前项规定，于非因契约所发生之债，准用之”，其立法理由中更明指“情事变更原则为私法上之一大原则”。

当年否定情事变更设计的一项主要依据，是现有制度可以解决情事变更问题，具体方案主要包括三种:一是认为不可抗力制度已包含情事变更制度，既已规定不可抗力制度，就没有必要规定情事变更制度;二是认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情事变更制度;三是主张用风险负担规则替代情事变更制度。时过境迁，上述替代方案均显现出其欠缺之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进行比较。

可见，不可抗力制度和情事变更制度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客观情况的发生对合同履行造成障碍的程度不同。简言之，作为合同不履行法律后果的责任和免责，并不能周延履行障碍的后果，在违约责任与免责之外，尚有不构成违约责任而使合同变更或解除的空间。这一领域在时间维度上处于违约责任追究及免责之前，情事变更正是在该领域发挥作用。[5]情事变更和不可抗力的同时存在，为合同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全面合理的方案。

法官在适用情事变更制度时，需要判断是否发生了情事变更，进而决定对既定之债是变更抑或解除。因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此项作业将增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而被担心会影响法律的安定性。坦率地说，司法上对法官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其原因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如果我们不认为现状等同于未来，也承认实际上中国审判实践中已经有包括对情事变更的判例在内的大量法官裁量权适用情形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情事变更在法律上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有一个这样的法律条文，而在于这项制度确实合理并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那么，尽快完善成文法上对情事变更原则的明文规定，使法庭或仲裁庭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有所遵循，减少裁判的任意性和滥用的危险;或者，如何通过对现行法的解释或补充加以适用，才是未来思考的方向。事实上，对于情事变更原则，各国均已认识到其系一种解释法、补充法、调和法，因此运用上甚富弹性，应以谨慎为宜。[6]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对情事变更这个后来的、和民法典原有思想相冲突的一般条款始终持警惕态度。学者大多强调这条规则是合同救济的最后选择( alle Letzte) ，作为一般条款，其只在具体规范无力提供救济时才有应用的余地。按照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一款的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具有补充性，其适用不能在本质上违背当事人的自由约定即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涉及风险分配时，合同法上原有的风险分配规则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