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损害赔偿实现机制思维导图

由于投资者人数众多，一旦发生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往往会使大量投资者权益受损;由于诉讼空间的有限性，无法同时容纳众多诉讼主体，为了一并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诉讼效率，在诉讼程序上就有必要建立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诸如美国的集团诉讼模式、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模式、德国的团体诉讼模式等。从实证角度来看，解决群体性证券民事赔偿问题较为成功的是美国的集团诉讼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代表权益受损的全体集团成员提起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当事人，而且对没有参加诉讼的受损害主体都具有约束力。并且诉讼成本低，有力地维护了众多弱小投资者的权益以及补充了政府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能。

在我国，代表人诉讼是解决证券民事赔偿的群体诉讼模式。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与美国的集团诉讼有不同：集团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效力涉及于遭受相同侵害的全体受害人;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只对参加登记的受害人有效，未参加登记权利的，判决则无效。这就使我国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和对违法行为的警示作用大大受到削弱。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集团诉讼中的有益做法来重构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为此，应明确在代表人诉讼完成后，没有参加代表人诉讼的受害人可以直接适用判决;为了以此激励受害人加入代表人诉讼，应对直接适用判决的条件作出规定;为设计直接适用判决还应规定一系列的规则。

完善而有效的诉讼制度将为投资者的损害提供重要的救济途径，但诉讼安排都是十分耗时耗力的，对投资者而言，不是惟一经济的选择。并且证券市场参与各方的关系十分复杂，各种证券争议也逐渐增多，并呈现出显著的专业性和多样性，仅靠证券诉讼制度也远不能满足解决大量证券争议的要求。由此现代社会发展了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非诉机制也应运而生。其中证券赔偿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仲裁机制与调解机制两种。证券仲裁最早产生于美国，起初只是解决证券交易所会员之间纠纷的一种手段。后来，证券仲裁逐步扩大适用于交易所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证券争议，并由开始仅限于股票发展到适用于包括基金在内的各种证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券仲裁适用制度、规则，使得证券仲裁成为解决证券纠纷的最为主要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证券调解机制，也相继建立和运用，它既有利于减少讼累，减轻法院的负担，又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被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这种非诉讼调解机制若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中也建立和运用，这就不仅要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损害赔偿责任及其追究机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要在实践中对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客观存在的这种民事赔偿纠纷获得迅速全面有效的解决。这既有利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又有利地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还可减轻法院负担。可见，我们有必要建立证券仲裁与调解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

在证券投资基金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中，还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投资者胜诉或通过仲裁方式赢得裁决后，如何确保投资者能切实得到赔偿。为此，建立一套保障赔偿实现的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如爱尔兰于1998年专门制订了《投资者赔偿法》，澳大利亚1987年专门制订了《国家担保基金法》。还有一些国家(地区)，如德国1998年1月颁布的综合性的金融法案即《存款保护和投资者赔偿法案》中，对投资者赔偿立法的内容也作出了统一的规定。美国的做法是建立投资者资产损失补偿与保险机制。如在1987年，组建了专门为共同基金行业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简称“共同集团”，来满足共同基金和投资顾问的需要。保证了受害人在侵害人败诉后及时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以确保投资者损害赔偿诉求的真正实现。可见，保障赔偿实现制度对确保投资者胜诉后能切实得到赔偿是不可缺少的。

目前，我国对保障赔偿实现制度还没有任何安排。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保障赔偿实现制度：一是设立公益性的基金持有人赔偿基金。二是建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制。可考虑建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制度，使投资者的损失可以通过保险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三是健全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财产保证制度。在基金管理公司内部强制实行风险保证金或赔偿金制度。可参照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按比例提交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做法，在证监会按其股东权益提取风险准备金，当基金管理公司需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从该准备金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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